我和《清徐报》

认识《清徐报》时，我才23岁。

那样一个青涩迷茫的年纪，我一边做着乡村小学教师，一边自学英语、写小说。学校是一座带小院的三层小楼，三面都被农田包围。楼后是个小操场，操场连着一片很大的梨树林，一到春天，梨花开得层层叠叠，如云似雪。

我觉得梨花和我的英语和小说一样，都是属于类似梦想、孤芳自赏的东西。

那时，我写了小说，迫切地想要发表。于是，我坐了一天只跑一趟的公交车来到清徐县城，东问西问找到了清徐报社。我随身的包里装着《不算沟》的打印稿——那是我用半个寒假的时间去另一个装了电脑机房的学校免费教电脑课换来的，那是我最大的梦想。

那天，我并没有见到看我稿子的编辑。不过很快我就接到了她的电话。一个亲切温柔的女音，带着抑制不住的惊喜告诉我，她是报社的编辑张月英，她很喜欢我的小说。

月英姐年长我10岁。这位30岁出头的报社副刊编辑兼女记者，一头短发，成熟干练、落落大方。因为文学，我俩竟一见如故。不久，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不算沟》开始在《清徐报》连载，一年后又连载了《年关》，自此我和月英姐开始了之后20年的交往。

顺理成章地，我进入了县城的文学圈子。第一次去参加报社组织的座谈会，月英姐就隆重地介绍我。

月英姐对我的关怀，就像长姐对小妹的关怀。每一次见到我，她都会说：“你一个人在那么远的村子里教书实在太苦了，照顾好自己。”当时我确实是个“可怜虫”，父母远在几百里之外的地方谋生，聚少离多，生活中的大小事都需要自己处理、解决。

我在乡村小学校工作了六年，整整带了一届学生。之后，随着工作调动，我和我的孩子们一起去了乡镇中学。我自学的英语起了作用，我当上了初中英语老师。在中学工作的那些年，我和文学断了来往，七年间我没写过一个字。我忙着工作，结婚，生子。作为一朵梨花，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火速向一颗梨子的结果迈进。

就算成了梨子，我也还是一颗有梦想的梨子。没课的时候，我捧起一本《小说选刊》或是《小说月报》，看着满目的文字密密麻麻、列队呈现，还没来得及阅读，便已热泪盈眶。尽管不写东西，我还是经常和月英姐电话联络。我们聊文学、聊生活，好像有她在，我的梦想就在。

没有整块的时间写小说，我便写一些零零碎碎的小随笔。无论写了什么，月英姐都给我提出宝贵意见，在她的指导下，我见报的小文章越来越多。她对我，总是嘘寒问暖，总是理解支持，总是鼓励。于是在文学之上、信仰之上，我们建立了一种更为天长地久的情谊，我们心有灵犀，我们惺惺相惜。

开玩笑时，月英姐爱说我一句“傲帽儿”，她不是批评我，是在我说拗。只要是我认定的事，我便一头扎进去，不问前程，不计后果。我这颗“傻梨”长到现在，或许看起来仍是青皮酸涩，类似于“歪瓜裂枣”，可我的内心中，还是会时不时地自鸣得意，因为我怀抱着一个足够奢侈的梦想跌跌撞撞走过了半生。

20年过去，清徐报社迎来了她成立30周年的日子。座谈会上，月英姐还是那个举止优雅神采奕奕的副刊编辑，只是她的身后，有了那么多更为年轻靓丽的面孔。这么一比，我才想起来，月英姐已经是做了奶奶的人了。

30年，她的全部的青春，她生命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叠进了她的报纸之中。那是一个时代、一种情怀、一份情谊。新的县融媒体中心继承原来报纸的血肉成长起来，也是如此随和、亲民，也在为百姓时事发声，开创属于它的全新的信息时代。

月英姐还在其中。当然，我们这些写作者，也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