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马云和孙正义的相遇晚了半年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雪豹财经社，作者：曹毅，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在11月13日的英伟达日本峰会上，英伟达CEO黄仁勋对台下观众爆料：“你们可能不知道，曾经有一段时间，孙正义是英伟达最大的股东。”

话音刚落， 同台的软银集团CEO孙正义立即抱住黄仁勋，假装哭泣，现场一片哄笑。

英伟达最新市值达到3.48万亿美元。如果孙正义在2019年时没有将软银所持有的近5%英伟达股份清盘出售，今天将有超过1500亿美元的账面收益。

孙正义对此也追悔莫及。“想起那些我错过的事情，真是令人沮丧......我错过了一条大鱼。”

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一笔成功的投资，几分靠实力，几分靠运气。

硅谷的风险投资诞生于一场“背叛”。

1957年夏天，半导体之父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公司的8名博士研究员由于受够了肖克利的高压领导，决定集体出走，另谋高就。

在那个推崇格雷厄姆和巴菲特价值投资理念的年代，没人愿意投资高风险的科技公司。最终，在投资家阿瑟·洛克（Arthur Rock）的牵线搭桥下，这8名博士研究员拿到了足够的启动资金，创立了仙童半导体（Fairchild Semiconductor）。

仙童半导体的成立，打破了等级、权威和“忠诚工作几十年，最终戴着金表退休”的传统职场观，使得困在等级制里的企业人才得以解放。风险投资也开始从传统银行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新的投资门类。推动仙童半导体成立的洛克则被誉为“硅谷风险投资之父”。

此后的投资生涯中，洛克也有着辉煌的战绩。据《时代》杂志，通过对仙童半导体、英特尔、苹果等公司的投资，截至1984年，洛克的个人财富至少已达到2亿美元。不过，他并不热衷于谈论自己的财富，只是以创投公司的名义做交易，在一间位于旧金山金融区的普通办公室内工作。

1984年，阿瑟·洛克荣登《时代》杂志封面，

当期标题为“大量现金，此人能赚大钱”

洛克将自己的成功归于好运：“我是全世界最幸运的人。像我所投资的那些企业的创始人，全世界加起来也许只有一百来个，我却有幸认识其中十个。这不是运气是什么？”

这究竟是强者的自谦之词，还是事实果真如此？

一、慧眼识炬，还是运气加持？

许多公司在创立初期没有完善的业务体系和商业模式，在这个阶段，风险投资人唯一能确定的只有一个因素：被投资者的潜力。

正如硅谷知名投资人科斯拉（Vinod Khosla）所言，风险投资是一场“九死一生的登月式探险”。而那些最初做到“慧眼如炬”的投资人，在获得巨大财富后也难免被认为有运气的加持。

在《原神》诞生前，没有多少人愿意相信热爱二次元的“技术宅”会拯救世界。

2011年，当二次元游戏赛道不被外界看好时，斯凯网络CEO宋涛“突然”出现，对现金流日益枯竭的米哈游来说如同一场及时雨。这一年年底，米哈游用15%的股权从宋涛那里获得了100万元天使轮融资，此轮融资也是米哈游自成立以来唯一的融资记录。

低调的宋涛没有公开透露过他当年看好米哈游的缘由，外界只知道斯凯网络原本是一家做塞班系统游戏的公司，在iOS与安卓系统崛起后，不得不找寻新机会。在一些行业人士的眼中，斯凯网络“捡漏”成功，成为他们无法释怀的痛。

据胡润研究院《2024全球独角兽榜》，米哈游估值如今达到1600亿元。在《新财富》杂志公布的2023年《新财富500富人榜》中，米哈游三位创始人蔡浩宇、刘伟、罗宇皓分别以553.5亿元、305.1亿元、288.9亿元的身家位列第54位、第114位、第119位；宋涛则以202.5亿元的身家排在第180位。

纵观风险投资的历史，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

1976年，迈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在红杉资本创始人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推荐下来到了乔布斯与沃兹尼亚克创业的车库。在目睹两人拼凑的个人计算机后，马库拉决定帮助他们，并在此后以9.1万美元的自有资本入股苹果，换取苹果26%的股份。

当时，包括英特尔、惠普在内的大公司都不看好个人计算机的发展，甚至唐·瓦伦丁等知名风险投资人也因为乔布斯所展现的“反主流文化”特质而错失先机。反而是非风险投资人出身的马库拉最先在苹果身上看到了机会，成为了“硅谷第一位天使投资人”。

在中国商业界，“风险投资”这个名词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热起来的。随着互联网公司的崛起，风险投资找到了合适的对象。

1996年，王树被IDG委派到深圳找项目。他成日在深圳、珠海、中山等地的科技园碰运气。到了科技园，打开企业花名册，凡是公司名称里有“科技”两字的，都去拜访。

在他的湖南大学校友、A8音乐创始人刘晓松那里，王树得知了因没钱买服务器而快要撑不下去的腾讯，后者推出的聊天工具OICQ的注册用户数当时已超过100万，但看不到任何变现的希望。

据吴晓波在《腾讯传》一书中描述，在与马化腾的会面中，王树意识到，OICQ是一个前途未卜的项目。如果IDG不给钱，腾讯可能马上死掉；给钱的话，前景也不明朗。他一边翻着商业计划书，一边漫不经心地问马化腾：“你怎么看你们公司的未来?”马化腾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我也不知道”。

很多年后，王树回忆说，正是这个回答让他对马化腾另眼相看。他由此判断出马化腾是一个很实在的领导者，值得信赖和合作。

腾讯另一位早期投资人，南非MIH中国业务部副总裁网大为（David Wallerstein）则是在无意中发现腾讯的，他每到一个城市就去当地网吧逛，看看那里的年轻人在玩什么游戏。结果，他发现几乎所有网吧的桌面上都挂着OICQ。

2001年，MIH以3400万美元投资腾讯，以32.8%的股份成为腾讯第二大股东。获得投资的腾讯从此摆脱了资金短缺的困扰。

孙正义与马云，最初相遇于1999年10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一场会议上。

见到马云后，孙正义当场提出希望投资4000万美元，以换取阿里巴巴49%的股份。据孙正义回忆，他从马云的眼神里看到了领袖的魅力。

在双方不久后举行的第二次会面中，作为阿里巴巴当时的主要股东，时任高盛集团私募部门亚洲区主管的林夏如建议，软银投资2000万美元以获得阿里巴巴20%的股权，这一投资金额是林夏如和跟投者们三个月前投资额的10倍。就像投资雅虎时做的那样，孙正义没有犹豫，立刻就答应了下来。

站在终局的视角回看，孙正义实际投资阿里巴巴的时间是2000年之后。紧接着，那场发生在21世纪初的互联网泡沫破灭，曾让孙正义的身家一日之内至少蒸发98%。

如果孙正义和马云的相遇晚半年，两人就会彼此错过，孙正义也不会获得日后让他再次复出的跳板。

在2019年的东京论坛上，孙正义坦言，他不是马云的导师，马云才是他的贵人。他在第一次见到马云时，5分钟就被对方打动，并坚信阿里巴巴会成功。

二、幕后辅助

运气固然重要，但外行人往往忽略风险投资人对初创公司的贡献。

与在前台扮演主角的创业者不同，风险投资人一般是在幕后担当辅助，指导创始人如何前进。

1976年，决定帮助苹果的马库拉意识到，虽然沃兹尼亚克和他的计算机很棒，乔布斯也具有成为传道者的巨大潜力，但这两位年轻人永远都不会写商业计划书，要看到商业计划书的唯一办法就是自己写一份。

凭借他写的这份商业计划书和个人资产作担保，马库拉向美洲银行借到了25万美元的贷款，并将这些钱投给了苹果。

马库拉还意识到，在当时只有公司、大学和政府使用计算机的情况下，苹果如果想达到所预期的规模，就需要一位市场专家，而这份工作的最佳人选就是他本人，原因是他不仅懂营销，还知道如何在潜在客户与那些嬉皮士们敲敲打打做出来的东西之间搭起一座桥梁。

在马库拉的推动下，斯科特与卡特此后相继加入苹果。这三位曾在半导体公司担任过中层经理的中年人，构成了苹果最早的企业经营核心。

此外，马库拉提出的苹果营销哲学也深深影响着乔布斯。乔布斯曾说过，马库拉的观念与自己十分一致。“当你打开iPhone或者iPad的包装盒时，我们希望那种美妙的触觉体验可以为你在心中定下产品的基调。这是马库拉教我的。”

直到今天，马库拉当年教授乔布斯的营销三原则仍在指引着苹果：共鸣、专注与灌输。

不是每位风险投资人都能像马库拉那样，亲自参加公司运营并指导创始人如何去做。

在公司发展的关键时刻，有些投资人能站出来为公司出谋献策，也有些投资人牵线搭桥，为公司寻找宝贵的融资机会。

美团和大众点评的合并，造就了一家比Paypal 被出售给eBay时规模大10倍的公司，而这背后与风险投资人的助推密切相关。

据塞巴斯蒂安·马拉比（Sebastian Mallaby）在《风险投资史》一书中描述，作为从“千团大战”杀出来的两位赢家，美团与大众点评的创始人王兴与张涛，都从红杉中国那里获得过投资。2015年年初，双方试图开启新一轮的“烧钱大战”以干掉对方。

但到了这一年的夏天，双方都未能筹集更多资金以继续作战。美团方面，王兴拜访了沈南鹏并要求他重启合并谈判。大众点评方面，投资人们一致要求公司创始人能够接受王兴的提议。

9月19日，在沈南鹏和刘炽平等投资人的斡旋下，王兴和张涛来到了香港W酒店。午饭后，沈南鹏和刘炽平向两位创始人保证，虽然合并会是一个痛苦的决定，但这个痛苦是值得的。经过对每个细节的讨论后，当晚，王兴和张涛就合并的大致框架达成一致。

字节跳动最早的资金来自张一鸣的熟人，比如海纳亚洲投资人王琼和几位张一鸣熟识的天使投资人。

2012年10月，字节跳动旗下核心业务今日头条已拥有超过1000万用户，张一鸣希望以这个旗舰产品为核心去推进B轮融资，但过程并不容易。

作为字节跳动的A轮投资者，王琼曾保证将牵头为张一鸣的初创公司进行下一轮融资。她把张一鸣介绍给了至少20位从事风险投资的朋友。但他们全都不看好字节跳动。甚至有位投资人只谈了15分钟就离开了，后来还向王琼抱怨“光看这个年轻人的样子，就不符合我的投资风格”。

当几乎所有风险投资者都拒绝字节跳动后，“白衣骑士”来自地球的另一边。

有一天，王琼联系旧金山的华裔企业家黄共宇，问他在美国有没有熟人有兴趣投资，一个名字立刻出现在了后者的脑海里：尤里·米尔纳，原因是这位来自俄罗斯的科技投资者曾投资过自己的初创公司。

尤里·米尔纳的投资公司数码天空科技（DST）当时已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作为DST北京办事处的合伙人，周受资在与张一鸣的会面中对他的能力表达了认可。

2013年9月，字节跳动获得由DST牵头的1000万美元B轮融资，解决了资金难题，并从民房改建的办公室搬到了正式的办公楼。

三、好运可以被创造

在历史的任何版本中，只有极少数赢家成为超级明星。每一次风险投资的成败似乎都取决于偶然性：投资人要么收到了随机推荐，要么偶遇有灵感的年轻人。

如果宋涛没有遇到米哈游，马库拉没有接受瓦伦丁的建议去造访苹果，孙正义在北京没有遇见马云……结果会有不同吗？

没人知道答案，但一位名叫马修·萨尔加尼克（Matthew Salganik）的博士生做的一项实验，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

萨尔加尼克创建了一个网站，收录了很多不知名艺术家的歌曲。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不同的虚拟房间，再由每个房间选出各自的热门歌曲。

不同的排名组合就这样产生了。比如，一首名为《禁闭》（Lockdown）的歌曲在一个房间排名第一，但在另一个房间排名第四十。

他的研究结果为评判风险投资提供了一个参考，即引起轰动的作品在很大程度上是随机产生的。如果能模仿实验，让历史重来几次，一件作品能否成名，一项投资能否成功，其结果也会是随机的。

顶尖的风险投资人有没有可能有意识地创造属于他们的好运，并通过系统性工作，进而增加好运发生的概率？

2010年，刚刚接过红杉资本美国分部风险投资业务的鲁洛夫·博塔（Roelof Botha）开始构建“侦察员计划”。

博塔发现，随着成长型投资的出现，企业家们从初创企业中获利的时间越来越晚，导致一些活跃的企业家的财富被捆绑在他们的公司中，因而缺乏现金进行天使投资。

于是，博塔和他的合作伙伴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我们给你10万美元来投资，如果成功，我们拿走一半的收益，作为侦察员的你可以保留另一半。”

这样的安排为红杉资本带来了更多的投资线索，意味着那些已经成功的顶级创业者可借此为红杉资本寻找下一批创业者中最耀眼的明星。由此，天使投资与风险投资之间的竞争，被红杉资本转变为一种加深同下一代创业者联系的机制。

在对癌症检测初创企业“健康护卫”（Guardant Health）的投资案例中，侦察员对它的投资促使红杉资本跟进A轮投资，最终为红杉资本带来了超过10亿美元的收益；在对第三方支付应用“条纹支付”（Stripe）的投资案例中，侦察员让红杉资本在对手发现它之前占得先机，促使红杉资本成为条纹支付种子轮融资的最大投资人。到2021年，条纹支付价值约为950亿美元，红杉资本的股权价值约150亿美元。

在博塔构建“侦察员计划”的同时，红杉资本另一位合伙人吉姆·戈茨（Jim Goetz）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着好运。

2010年至2015年，红杉资本在美国最成功的投资是聊天软件WhatsApp。在Facebook收购WhatsApp后，起初投资6000万美元的红杉资本获得了30亿美元的回报。

在这个案例中，戈茨构想了一个被称为“早起的鸟”的系统，帮助他从苹果的应用商店中寻找有用的投资线索，通过编写代码，使其可以跟踪60个国家的消费者的软件下载量。正是基于这样的数据侦察，戈茨注意到了当时在美国并不出名的WhatsApp，比竞争对手发现它之前见到了WhatsApp的开发者。

凭借连同这项投资在内的几项成功投资，戈茨连续4年占据“最佳创投者名单”的首位，直到2018年，他在红杉中国的队友沈南鹏才接过了这个位置。

如果说“人为巧合”存在的话，优秀的投资人就是在有意识地制造这种巧合。

曾为红杉中国创始人之一的张帆早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工作中能否迅速不断提高，最重要的在于是否善于学习。“很多行业都是我们以前不了解的，但是我们要在最短时间内把住一个项目的脉，成为这个行业内有发言权的投资专家，这就需要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这种学习也可以说是一种积累，时间长了就会成为一种本能、一种眼光、一种识别能力。”

或许，你也可以学着创造属于自己的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