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源流考》与清朝的历史书写

本文转自：学习时报

李金飞

孟森在《清史讲义》中论述清代史学的重要地位时，曾指出：“清之于史，自代明以来，未尝一日不践有史之系统。”也正是清朝这种完善而又连续不间断的修史系统才把中国传统的官方修史事业推至顶峰。有清一代，官方史学成为整个史学画卷中浓重的一笔。官方修史所具有的独特性在于皆由帝王以及朝廷主导，因此，整个编纂活动不可能游离于朝廷政治之外，每一史馆的开设及史书的纂修，均与当时国家的政治、边疆、民族等问题息息相关。其中，乾隆朝成书的《满洲源流考》是清帝及其群臣为“本族”所修的史著，从民族起源上论证了清朝得天下的正当性，从政治上体现了清朝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统性”追求。

为正统资格立论

清朝以少数民族满洲身份入主中原，自“定鼎燕京，以绥中国”后，经过几代帝王的悉心经营，建立起空前辽阔的“大一统”疆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最终形成。然而，清朝却始终面临着统治的合法性危机，那就是其自身的“夷狄”身份备受汉族士大夫排斥，特别是汉族士大夫渲染的“夷狄不得为正统”，始终萦绕在满洲统治者的心头。

中国历代王朝在政权建立伊始，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确立起“正统性”。所谓“正统”，即为“继前统，授新命”，也就是新旧两个政权的更替问题。对于清朝而言，就是如何实现对明朝的合法性继承。自入关后，清朝始终在竭尽全力调用各种资源为其“正统”资格立论，其中，利用文本建构对其少数民族身份进行合法性历史书写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清朝崇儒重道，推行文治。在此国策指导下，开启了诸多大规模的史书文本编纂活动，寄予了统治者浓厚的政治思考。盛清时期，在实现国家“大一统”之后，乾隆帝依托其引以为傲的史馆修史，开始了“开国史”系列史书的撰写，力图从民族起源上来解决长期以来极为头疼的“正统”难题。《满洲源流考》成为整个乾隆朝盛世修史中一部极具特色的史书，是由乾隆帝亲自主导，史官群体共同协作完成。与其他诸史一样，《满洲源流考》绝非单纯的学术文化活动，而是清朝对于其民族身份“正统性”确立的历史书写，以重塑有利于其合法统治的新记忆。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八月，乾隆帝发布上谕，宣布该书开始编纂。对于这样一部关于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的史书，乾隆帝表现出高度的重视，他将该书交给当时运转流畅的常设史馆方略馆负责。在史官选拔上，乾隆帝甚至同时任命了以阿桂、于敏中、和珅、董诰四位大学士为代表的诸多朝廷重臣。此后，又迅速完善了相关官职职掌的人员配置：郎中巴尼珲，侍读孙永清为提调官，专司督催稽核；内阁侍读麟喜，中书呈麟，笔帖式七徳为满纂修官；翰林院编修宋铣、平恕，补部员曹锡宝为汉纂修官；理藩院笔帖式临保，补笔帖式明伦，工部库使巴尼泰为译汉官；而誊录、供事等都在方略馆中调取。这也是清朝惯用的史书编纂分工合作模式，是为能够各尽职责，有效完成。

开馆之初，方略馆针对《满洲源流考》一书的编纂，共拟订七条“凡例”，传达了该书的编纂思想，规定了编纂原则和方法。乾隆帝亲自为该书定名为《满洲源流考》，虽然仅有20卷，但从整个编纂过程来看却是持续较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二月，完成汉文本，此后，又继续进行满文本的纂写。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所有文本校改完毕，送至武英殿刊刻。

立体的满洲

《满洲源流考》是清朝为自己“先世”所撰之书，因此，在刻画满洲形象上可谓是不遗余力。该书首先对满洲一词的内涵进行诠释，特别强调满洲是一个部落名称，而非地名，“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在清朝的“国语”满文中，满洲的表达是为“满珠”，被译为汉文后，方为满洲。应当承认，仅就“洲”字而言，似乎更像是一个地名的表达，为不致有歧义，乾隆帝特意对该字的使用称之为“假借用之”。《满洲源流考》就是以满洲为核心，紧紧围绕历史渊源、发展演变等相关问题展开历史的考察。

从全书布局来看，《满洲源流考》共分为四门：部族、疆域、山川、国俗。“部族”为首，以时间顺序先后论及肃慎、夫余、挹娄、三韩、勿吉、百济、新罗、靺鞨、渤海、完颜、建州等。而“疆域”一门卷帙最多，所占篇幅也最大，仅在目录中就选取了200多个地点，以全面展现满族及其先世各族生活的疆域范围。“山川”所指则是“凡白山黑水诸名胜，悉皆采列”，包括山、岭、冈、崖、峪、岛、江、河、水、泊等80多处，最后附以“弱水诸水”。“国俗”则是对满洲的风俗习惯包括骑射、冠服、政教、祭祀、祭天、祭神、祭礼、官制、语言、物产、杂缀等进行了系统阐述。这四大门之间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在内容上形成了相互交叉与配合的特征，从不同视角展开对满洲的全面立体书写。

《满洲源流考》一书的写作方法也极具特色。在每门的开篇都是先有“按语”与“说明”，然后再论及正文，且正文之下又采用小字进行详细诠释，从而使得文本内容的表达更为细腻与丰满。当然，该书既是要对满洲进行历史考证，因此，从文本所用文献资料来看，可谓是包罗万象、囊括古今，“博采诸书，以广参稽”。仅就以往官修前代正史来看，几乎是均有涉及，而又以《金史》引用最多最频，其他各类史书也被广泛采纳。

多元一体的政治文化表达

《满洲源流考》在对中国一脉相承的历史演变中，寻找到满洲曾经有过的真实性历史存在，以此证明满洲是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的传续，“在古为肃慎，在汉为三韩，在魏晋为挹娄，在元魏为勿吉，在隋唐为靺鞨、新罗、渤海、百济诸国，在金初为完颜部”。因此，满洲人并非外来民族，自始至终就是土生土长、扎根中国大地的一员，成为中华民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论证的言外之意已经极为明确，那就是满洲与其他任何民族一样拥有君临天下的资格。

清朝显然是在论证满洲拥有“正统”资格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特别是有意与历史上曾经建立金朝的完颜女真在同根同源上进行刻画与书写。如二者发源地同为“白山黑水”，白山即长白山，黑水即黑龙江，“本朝肇兴东土，山川锺毓与大金正同”。再如二者姓氏相同，“我朝得姓曰‘爱新觉罗氏’，国语谓‘金’”。也就是有着“金源同派”的血缘关联。其蕴含之意，就是满洲完全可以同金朝一样成为统治者。此外，同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惯用的神话渲染方式相似，清朝也以“三仙女”“佛库伦吞朱果”等故事给满洲披上了君权神授外衣，“我朝自白山天作，朱果灵彰，年祀绵长”，为其“正统”性进一步保驾护航。

《满洲源流考》还专门从满洲活动的疆域上“正统”资格进行详细考证，这实际上是贯穿当时乾隆帝倡导的“有疆域可凭即为‘正统’”的理念。因此，该书极力表达满洲拥有自己独立的疆域，“明初，疆圉东尽于开原、铁岭、辽沈海。盖其东北之境全属我朝，及国初，乌拉、哈达、叶赫、辉发诸国，并长白山之讷殷，东海之窝集等部”。特别是要极力证明，其疆域与明朝之间是为相互独立，因此，作出了“明人曾未涉其境”的话语表达。这显然是不想让满洲的起兵及对明战争背负着以下乱上的罪名。

当然，满洲曾经臣属于明朝是无法否认的史实。清朝很显然是在小心翼翼地处理这个问题，因此，该书在过度渲染满洲“独立性”特征的同时，又极力避免篡改历史的嫌疑，因此该书又在毫不避讳地书写满洲曾经臣属于明朝的诸多历史史实，如标注出永乐年间，明朝在满洲居住地曾经建立过的400多个卫所。然而，该书很快又对此作出解释，指出这种曾经的臣属关系并不会影响满洲所拥有的立国资格，“我朝在大金时，未尝非完颜氏之服属，犹之完颜氏在今日，皆为我朝之臣仆，普天率土统于一尊，理固如斯”。该书还一再强调，历史上的金朝如同汉、唐、宋、明等一样，都曾是“胜国之臣仆”，但是，却毫不影响他们成为统治者。

综上，在乾隆朝纂修的这部清朝民族史《满洲源流考》，是乾隆帝及其群臣论述清朝“得国之正”的产物。因此，该书绝非是一部单纯的学术史料，也是清朝建构其政治文化的重要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