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明末一个苏州世家

传统中国，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推崇“君子之远其子”（《论语·季氏》）的父子关系模式，并在家国同构的理念下，视“家人嗃嗃”（《易·家人》）为家庭生活氛围的典范。直至明清时代，士大夫的各类书写中仍赞扬和追求“肃若朝廷”的家庭相处模式。这种模式中，父子之间尊卑有序，父亲的形象无比威严，甚至可以有些不近人情。无论是儒家典籍中的伦理规范，还是家训、家传、传记和墓志等被刻意书写的文本，对父子关系的描绘一般都带有教化、规训的意图，塑造的是家庭中尊卑有序、父权威严的秩序。

然而，曾任明朝崇祯皇帝日讲官的苏州人姚希孟留下的两卷《家书》，则显得有些不同。作为父亲的姚希孟在书信中极不吝啬于父子相依的情感和情绪表达，甚至会略显“委屈”地向儿子抱怨自己的孤单与无助。此外，家书中还涉及许多科举考试的内容，记录了儿子参加一次又一次的乡试前后，父亲的关怀、焦虑、遗憾与鼓励。这些情真意切的文字和情绪，显示了科举竞争的压力具象化于日常生活中的样子。

一、姚希孟其人

姚希孟，字孟长，苏州人，明万历四十七年进士。考选庶吉士后，姚希孟于天启元年任翰林院检讨，奉命纂修明神宗实录，天启四年时短暂乡居，当年冬季还朝。其时，魏忠贤气势正盛，党祸大作，赵南星和高攀龙等人纷纷去朝，姚希孟亦郁郁不得志。第二年四月二十八日，母亲文氏去世，姚希孟遂去官丁忧。刚离京，姚希孟便被弹劾为缪其昌的党羽，遭削籍。回乡后的姚希孟前途迷茫。崇祯改元后，姚希孟得以复官，授詹事府左赞善，后升右庶子，任日讲官。崇祯五年左右，姚希孟在党争中被贬为少詹事，改职掌南京翰林院，不久因病归家，两年后去世。崇祯十五年，姚希孟被追赠为礼部右侍郎。南明福王时，赐谥号文毅。

姚希孟

姚希孟的父亲姚汝辙为太学生，娶妻文氏。文氏出自苏州顶级文化世家，其父文元发是文徵明之孙。元发另有子文震孟，乃天启二年的状元，后入职翰林院。因此，天启初年时，姚希孟与舅舅文震孟同列翰林，一时传为佳话。在苏州当地，姚希孟与同年进士顾宗孟，以及舅舅文震孟合称“吴中三孟”，又与周顺昌、朱陛宣、张弈、文震孟共称“吴门五君子”。虎丘山立有三贤祠，祀姚希孟、文震孟和陈仁锡。

姚希孟的妻子过世较早，长大成人的儿子有两位。长子名宗典，字文初，崇祯十五年中举人，鼎革之后隐居不仕。次子名宗昌，字瑞初，只有秀才功名。

姚希孟留有著述多部，其中一部《文远集》（明崇祯张叔籁等刻清閟全集本，《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79册）附有两卷《家书》，载有姚希孟写给儿子的书信共56封，时间最早的一封写于万历四十四年，最晚的几封乃崇祯六年写就。家书的长短不一，长者可达千余字，短者不足40字。内容基本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姚希孟自己近况的交代，包括京中官场的争斗、东北边事的吉凶，以及对两个儿子的种种思念；一是督促、指导两个儿子如何读书、如何作文来应对科举考试。

二、指导与陪伴科考

家书中记录的科举考试经历，包含了宗典、宗昌二人从天启朝到崇祯朝参加的5次乡试。考程漫长，屡败屡战，对父子三人都是极大的煎熬。每一次考试前后，姚希孟都给予了儿子们充足的陪伴，不断地在书信中与儿子们沟通时文写作的技巧，事无巨细地反复叮嘱考试注意事项，更有儿子们落第后感同身受般的安抚与鼓励。

考前的期待与忐忑

天启元年，长子宗典第一次获得参加南直隶乡试的机会，姚希孟“为之喜悦”，写信给予儿子很大的憧憬：“以少年方新之气，更加淬励，天下何事不可办！”同时又很担心儿子“功名心颇紧，万一考不如意，未免郁郁”。

天启七年，宗典、宗昌一起前往南京参加乡试。姚希孟正削籍在家，送儿子出门后次日即入山避暑。此次乡试，姚希孟既期待又忐忑，期待缘于“两儿笔墨间各有一种腾昱之气，似不容遏抑”，忐忑缘于时事多舛、官场不宁。

千叮万嘱考试注意事项

天启四年，两儿赴南京待考，出门不久，姚希孟便寄信叮嘱，到南京后不可四处交游，不可在考试前分心，应“一味闭口，切莫见一客多一事”。至于考试过程中的细节，姚希孟反复为儿子们念叨。如衣物必须仔细检查，尤其注意不要把第一场考试的草稿纸留在衣袖中，以免第二场进场时被考官搜检出来；作文的格式千万检查仔细：“头场要对题目、春秋年号，后场表策抬头判则顶头与写表不同之类慎，勿以三年之功而误于一字”；又言“场中写字，笔画多少、经题年号、表题抬头，俱一一留心点简”。姚希孟在信中还警告儿子，不要觉得已经经历过一次乡试便不将这些细节放在心上了，严词要求儿子们将他这封信每日朝夕相看，谨记教诲，慎之慎之。如此唠叨啰嗦，姚希孟又怕儿子们烦，解释说自己这是“年愈老，胆愈小，阅事愈多，虑事愈早”。

反复强调作文技巧

作为晚明时文批评名家的姚希孟，每每向儿子传授写作八股文的技巧。宗典在天启元年第一次参加乡试时，姚希孟即在信中告诫：乡试所考的七篇作文中，最重要的是第一篇，所以“当以全副精神注之首篇，得意则机神自来，慎勿波波劫劫，手忙脚乱”。两个儿子年轻气盛，行文爱取巧，这令姚希孟很不放心，平日习作时已反复指导纠正，天启七年临上考场前，又去信叮嘱，应在“新奇”与“平正”之间寻找平衡，强调“重句勿用、构句勿用、晦句勿用、险句勿用”。临阵磨枪，姚希孟也知道用处不大，在信中自嘲：“家中舌敝耳聋不能尽，而今日能尽之于片纸乎！”

考程中的紧张

崇祯三年，姚希孟被选为顺天府的乡试考官，但他对这一任命并不情愿。于公，顺天府乃天子脚下敏感之地，风波易起，考官并不容易做；于私，他原本期待着能谋一个出京的机会，计划在八月考试季泊舟于南京的长江之上，算是对在江南贡院鏖战的儿子们的一种陪伴。姚希孟甚至发自内心地说：“得一百五十八名举人门生，何如得一个举人之子。”试毕阅卷，身处顺天府的姚希孟格外谨慎，不敢轻易放弃每一份卷子，担心自己的草率会报应在儿子身上：“吾在场中，每裁去一卷，必念及两儿，恐轻易涂抹文字，将有以此施之吾儿者。”

落第后的感同身受

天启四年，宗典和宗昌均名落孙山。当年冬，姚希孟北上还朝，在船中看到遗留下的此次乡试的题目纸和小儿宗昌抄录的其他各省的试题，联想起自己也曾有过的失意经历，“不觉心中酸痛”，遂寄信安慰儿子道，“文战不利，固为常事，亦未免添一层懊恼”。崇祯三年，两儿已多次落榜，长子宗典更是深受打击。儿子们的情绪，姚希孟非常能够理解，他在信中写到：“两儿功名念重，年岁渐增，且见同志者接踵巍科，此番懊恼必甚然。”回想起上一次乡试后宗典在家“望报不至，号咷痛苦”的情景，姚希孟自言“每念及此，吾亦为之酸楚，况儿辈身当之乎”！

同时，姚希孟明白，科举考试需要一些天时地利人和的运气，因此他常常在信中安慰儿子们“文章固有价，遇合亦有时”。面对儿子们一次次的乡试失败，他也尽力坦然接受：“不敢尽数诿之于天，亦不复尽情责之于子。”

三、焦虑与无力

晚明科举考试的竞争异常激烈。各等级的考试中，乡试录取率最低。据郭培贵、钱茂伟等学者的研究，有明一代乡试的录取率，总的来说呈下降趋势。明初各省直的录取率在10%左右，成化、弘治间，南北两京乡试解额各135名，录取率已降至约5.9%，嘉靖四十五年之后，朝廷规定各省直乡试每解额一名，许三十人应试，则录取率为3.3%，而实际的录取率比朝廷规定的录取率又低。如万历三十一年，应天府乡试录取率仅为2.2%。

根据家书提供的信息，若从天启元年算起，宗典历21年才在崇祯十五年通过乡试考中举人，此时，在儿子们这条科考之途上寄予过无数希望与感情的姚希孟早已去世，未能亲眼见证成果。宗昌则直到明亡也未考中。

高度激烈的竞争、漫长的考程，对于每一个身处这条赛道上的读书人来说，都无比的辛苦和焦虑。姚希孟自己的科举之路也并不顺利。万历三十二年，第二次乡试落榜的姚希孟深受打击，在与友人的交流中屡屡表达“雄心半欲灰矣”。他对有提携之谊的松江人冯时可说道：“不肖年事日增，屡试屡铩，天公排定，恐作枯槁中人矣。”在写予归有光少子归子慕的信中，姚希孟说得更直白：“数年前满脑肥肠、骧眉昂首，谓天下事无不可为者，而屡战屡蹶，踯躅诸生间，才力绵弱，于此可见矣。遂欲披发入山，效古人刺股穿膝之事，以辅其材之所不逮。”万历三十八年，在乡试之路上已受挫了十年，姚希孟自言痛苦不堪：“每日辗转枕上，将今庚戌（万历三十八年）前至庚子（万历二十八年）十年间事逐一追思，终日昏昏醉梦间，浮名与实际无丝毫之得，而精华意气都销亡剥落于其中，人生能有几十年，此可恸哭又不但痛恨而已。”所幸下一科姚希孟终于成功。

但对读书人家来说，科举之途周而复始。除少数高官子弟可得恩荫外，普通官僚的子弟仍然需要循着科举的道路开始新一轮的屡试屡败，并且做了官的父亲能提供的助力亦非常有限。姚希孟只能时时刻刻督促儿子们读书、作文。

万历四十七年，姚希孟在京师参加会试和殿试，父子之间通信不断。当得知两个儿子“俱有发愤下帷之志”时，姚希孟直书“我心甚慰”，并鼓励道：“春日正长，风光韶丽，乃少年笔底生花之日，不可不十分努力”。天启六年，姚希孟乡居苏州，次子宗昌在祖墓旁的风树堂读书。姚希孟寄信索要练习的时文，又叮嘱：“考事甚迫，进取之路，汝辈自当着念。”崇祯元年秋姚希孟复官北上，途中寄信回家，为儿子安排年末之前的读书计划，言：“今既安闲，便当杜门一意读书。残岁除却应酬，并岁暮纷纭，尚有两月工夫，一个月读古书，一个月做举业，不可孤负也。”崇祯二年春，姚希孟又在信中询问宗昌，是否在风树堂闭门读书，称“春日载阳，春花方茂，当使笔底葩流与时竞秀。丙舍正读书之地，何不拔身而往乎。”

四、父子情浓

不仅在有关科举考试方面父子之间有大量的经验传递、情绪共担，日常生活的其他时刻，父子三人的关系也异常密切。当父子分隔两地时，双方尽力保持着每月至少一次的通信频率。一旦超过一月未有寄信，姚希孟便会在下一封信开头解释原因。在书信中，姚希孟毫不掩饰自己对儿子的思念、对父子相伴的期待，展现出与儒家伦理所塑造的“严父”形象完全不同的模样，情真意切、有血有肉。

天启四年，宗典、宗昌北上南京应考，姚希孟在家中回忆几日前父子对谈艺文和日常琐事的情景，如今却独自一人，顿觉“惘惘若有所失”。当年秋，姚希孟返京复职，行后不久便寄信给儿子们道：“此番之别，大难为怀，一为数日聚首顷刻不离，此从前所未有，一别之后，笑语顿歇，惘然若有所失。二为父北而子南，无一人相依，父子三人共侍祖母欢笑灯前，未知又在何日。”不舍之情跃然而出。

崇祯元年，姚希孟起复离家，父子又是一番难舍难分，北上的驿站中姚希孟写信给小儿子：“汝卧我床下依依数日，临岐酸楚之意，达于眉宇，使我泫然不自持。”

原本，在非科考的年份，宗典、宗昌会轮流赴京陪伴父亲。崇祯二年九月，宗典离京回苏州，短短几日后姚希孟便孤单不已，写信给小儿子宗昌：“汝辈有兄弟之乐，而使我受岑寂之况，把盏相对，当为北向而悽然也。”两个月后，皇太极兵临北京城下，与明军四次交战，至年底才撤去。北京城中人心惶惶，宗典、宗昌极为担心姚希孟安危，连写数封信询问，想北上与父亲“同一处、共存亡”，都被姚希孟劝阻。

待形势缓和，又一轮乡试结束后，姚希孟在北京“寂寞之极，思儿辈一来聚首”。此次轮到宗昌。姚希孟对儿子的北上之途极不放心：“长途迢递，家无干仆，又无老成惯出长路之亲戚，遥遥三千余里，又兵戈抢攘之后，我心如何放得下？”宗昌出门北上后，姚希孟又担心起大儿子，觉得“典儿独居更为萧瑟”。

第二年十一月宗昌启程返回苏州，姚希孟又觉孤寂。他一面写信给宗昌，称“吾儿行后，邸中萧条，寂寞之状殆不可言，此中况味，吾儿能知之，亦能念之，吾复细陈，愈令儿伤怀矣”，一面写信催促大儿子尽快赶来照看和陪伴自己：他让宗典待宗昌一回到家便出门，不要拖延，在闰十一月下旬一定要到达北京。等待儿子们往返的过程中，虽然父子仍有书信往来，但姚希孟始终悬着心，担心路途的安全。待接到宗昌平安归家的信后，姚希孟甚是安慰：“途中虽得数信，而舟中迟滞，又过河涉江，种种皆悬切也。今到家，幸矣。”

几个月的陪伴后，宗典离京返回苏州，第二天姚希孟便寄信，称赞儿子在京期间对自己的慰藉：“汝在此，甚能辅吾所不逮，至于朝夕宛转，言有尽而意无穷，吾岂不能鉴之。”然今日儿子已离开，姚希孟见风吹帘动，恍然还以为是儿子掀帘而入，“尤使人凄绝也”。昨日离开时下了雨，宗典所乘的轿子中未备雨衣，姚希孟又不免担心儿子“风雨所侵，得毋受寒”。当夜姚希孟辗转难眠，期盼儿子能安全抵达苏州。

姚希孟在京中任官居住时，膝下还有一个小女儿名阿环，推测应是在京侍妾金氏所出。阿环明慧解人意，姚希孟父子对其怜爱有加。崇祯四年，宗昌离开北京后，懵懂的阿环还日日到书房寻找兄长玩耍，见寻不得便伤心大哭，姚希孟看在眼中亦感“惋恻”。两年前，舅舅文震孟得一孙，姚希孟已决定将阿环许配，为文、姚两家再联一脉姻亲。不幸的是，崇祯五年二月，阿环出痘夭折，姚希孟大为伤怀，悲痛不已，致“骨蒸发热”，好几日未能出门。稍有缓解后，专写一信寄给宗昌，告知噩耗。宗昌极宠爱阿环，此前在京中时逗弄小妹，写有忆妹诗，姚希孟将其粘在家中墙壁上，如今仍不忍揭去。此番信中姚希孟问：“更能作一首哭妹诗乎？然勿太悽切，悽切又增吾痛耳。”

五、结语

家书中的姚希孟，无所禁忌地展现着自己在父子关系中的脆弱和紧张，甚至有些“絮絮叨叨”。他为父子团聚而喜悦，为分离而忧伤，为孤单而抱怨，为儿子们的读书而急切，为考试而悬心，为落第而担忧，为生病而焦急。这一在儒家型范规训下不常见诸文字的父亲形象，将基于血缘亲情而应产生的情绪十分充分地暴露出来，丰富了我们对士大夫之家父子日常相处模式的认识。

与此同时，激烈的科举竞争对士人的影响，不仅是统计中不断降低的录取率数字，还包含着那个时代士人及家庭在竭力获取功名的努力中所付出的巨大情感劳动与情绪代价。此外，异地为官客观上造成的家庭分隔是士大夫生活的常态，为平衡做官的职责和亲人团聚的需要，仕宦之家事实上也常常承担着往返的辛劳与频繁聚散的苦乐。

这些述说于家书中的文字，掀开了明末士大夫父子生活中日常而又不被我们常见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