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东方利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在新疆？答案简单，系国库调拨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为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1995年10月，中日尼雅遗址学术考察队成员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一处古墓中发现该织锦。现收藏于新疆博物馆。

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用“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由于色彩绚烂，文字激扬，纹样诡秘，意蕴神奇，出土后立刻吸引了很多人的眼光，一些网友甚至文物专家也给了它许多“神秘”解读。但现在看来，让这件文件的意蕴有个朴素的回归亦是非常重要的。

织锦的图案是这样的：织锦的右侧保留着幅边。纹样从右侧开始是一对牝牡珍禽，雄鸟站在云纹的低部，昂首挺立。它的头顶是篆体“五”字，胸部左云纹上悬挂着一个茱萸花纹。雌鸟站在云纹上垂首面向雄鸟，其颈上方是一白色圆形纹象征“太阴”，背上方是一个“星”字，尾部下方有一个茱萸纹。与“星”字间隔一个茱萸花纹的是“出”字。“东”字在两个云纹间隙之上。“东”字的左下方、一个云纹之上是一红色圆形纹象征“太阳”。“太阳”左下侧是一倒悬云纹，云纹凹进处，有一张口伸舌，昂首嗥叫的独角瑞兽，尾部下垂，背上长有一翅膀，可能是“辟邪”。兽角上方云纹上端是一个“方”字。“利”字隔着一个云端在“方”字左上。“利”字下方云纹的左侧是一个身着竖条斑纹、豹眼圆睁的虎形动物，后右足踩在云纹上，举步向右行，尾部高耸，刚劲有力。其尾部右侧是“中”字，左侧是“国”字。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8个字也是有出处的，即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天官书》中说，“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中国利；积于西方，外国用（兵）者利。五星皆从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国可以法致天下。”古代的“五星”指岁星、荧惑星、填星、太白星和辰星。天地回转，日月流逝，五星难以聚合。但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于东井，这在《天宫书》《汉书》《张耳传》《汉纪》均有记载。

汉元年并不是刘邦称帝的公元前202年，而是公元前206年，这中间还有个持续五年的时间，却连个名字都没有。汉武帝将刘邦得到传国玉玺的公元前206年作为汉元年，即：当年十月，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在轵道（今陕西西安城区）旁，向刘邦献上了传国玉玺，标志着秦朝至此灭亡。后世史书为了能将秦汉这两个朝代连续起来，也一直沿用公元前206年为汉元年的说法。

“五星出东方”指五颗行星在一时期内同时出现于东方天空，即“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即出现五星共见东方之天象，则于中国军国大事有利。这是汉代儒生们附会的结果，他们认为，汉之兴是因为汉元年十月五星聚东方。

让现代的人们多少有些搞不清的是，织锦生产于蜀地，即现在的四川，而蜀锦为什么会带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跑到新疆去了呢？唯一合理的解释这是一件国库调拨的东西。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汉武帝发动对匈奴的战争，打通西域，在当时的朝廷中有一批人认为是劳民伤财，没有多少意义的，包括《史记》的作者司马迁都是反对的，在史记里多处流露出对战争不满。司马迁与汉武帝是同时代人，能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句话写入《史记》，可见汉元年“五星连珠”或“五星聚会”现象在当时已经是深入人心，而作为汉武帝，拿它来做做舆论宣传的文章，是没什么不可以的。

中国织锦是中国技术水平最高的丝织物，用彩色的金缕线织成各种花纹的织品，织锦因此而得名。周代丝织物中出现织锦，花纹五色灿烂，技艺臻于成熟。汉代设有织室、锦署，专门织造织锦，供宫廷享用。自汉武帝后，中国织锦通过丝绸之路传入波斯（今伊朗）、大秦（古罗马帝国）等国。汉武帝打通丝路后，让蜀地生产一批丝绸，织上“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调拨到今新疆，以宣示打通丝路的“合理性”，是一件太自然和正常不过的事情。西域的民众，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应该是少数民族，他们对丝绸上的汉字可能不认识，又因为汉字本身就是天然的美观，所以被当成饰物、做成衣物，甚至被带进坟墓，作为陪葬品，也都是再也自然和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更能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发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的古墓中，还发现了“讨南羌”的织锦残片，经过专家们的研究，残片与织锦护臂系同一批丝绸，也就是说，当年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宣传口号还有“讨南羌”几个字，应该是“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但是，在今天的研究里，可能是出于民族团结的考虑，“讨南羌”几个字被一些人省去，又被另一些人牵强附会。

附会者认为，“讨南羌”说的是西汉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四月至十一月，汉后将军赵充国平西羌之战。神爵（公元前61年三月－公元前58年），是汉宣帝的第四个年号，一共使用四年。战争主要发生在今天兰州至西宁一带，是汉朝平定西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我要说的是，这件事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基本扯不上关系，而且是针对西羌并非“南羌”。那么，“南羌”就是一个历史命题了——过去，生活在塔里木盆地的人们，把我们今天说的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的古代羌人称为南羌、南山羌，而在地理上，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的确在塔里木盆地的南边，就像河西走廊的张掖一带至今仍把祁连山称为南山一样。所以，“南羌”的“南”应该是地理的概念，“羌”即是当时生活在这一区域的羌族人。

我要说的是，羌人在汉代及其以前的生存是个非常广阔的地域概念，甚至包括着整个中国西部，汉武帝时，他们除了在青藏高原上的生存空间之外，还有在河西走廊与西域的存在。在西域的塔里木盆地，他们应该是和史籍里的月氏人、塞种人等一起杂居，是这一区域的民族构成之一。汉武帝打通西域后，与中原的贸易之路开始繁荣，而当时的羌人分明还想做一些切断丝路、雁过拔毛的事情。所以，保障丝路畅通应是当时汉王朝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而这也是对“讨南羌”的合理解读，与我们今天所说的民族团结没有一毛钱关系。

新疆干燥少雨，有利于地下有机物的保藏，特别是在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罗布泊荒漠以及吐鲁番盆地等丝路沿线的古代墓葬中，发掘出土大量色泽鲜艳、保存良好的纺织品，其中以汉唐时期的丝绸最为丰富。在汉代之前，乌鲁木齐附近天山阿拉沟战国时期墓葬就出土过出土凤鸟纹丝绣，另外，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曲曼墓地也发现过战国时期丝绸残迹，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喀拉苏墓地出土铜器表面残留丝绸残迹。同时，位于安阳市殷墟宫殿宗庙区丙组基址西南的商代妇好墓，在考古发掘中，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有700多件是来自新疆的软玉。这些，虽然缺少文字的记载，但岁月留下来的华美鳞爪，却说明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丝绸之路的历史远远早于西汉。所以，“讨南羌”保障丝路再次畅通应是西汉政府的历史使命与担当。

2020年，考古工作在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发掘出土了700多件唐代纸文书和木牍。据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副研究馆员、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考古工作队领队胡兴军介绍，纸文书出土时多呈团状，经初步释读，确认此烽燧遗址为一处游弈所驻地。孔雀河烽燧群东线的军事防线，可能被称为“楼兰路”，此烽燧遗址驻守“楼兰路”沿途，管理若干烽燧，负责附近的防御。文书性质主要为唐武周至开元年间，游弈所与下辖各烽铺及上级管理机构之间的军事文书，内容详细记录了与孔雀河沿线烽燧有关的各级军事设施名称。[i]

更详尽一些的历史资料是这样的：公元670年后，吐蕃控制了青海吐谷浑地区，打开了通往安西四镇的门户，焉耆东境在此时已处于唐与吐蕃争夺的前沿阵地，作为连接安西、北庭两大都护府的咽喉要地，需要严密防守。为防止吐蕃沿“楼兰路”偷袭焉耆镇，故在镇东的孔雀河一线修筑各级军事设施，设置警烽线路。唐代“楼兰路”的防御其实是汉代“讨南羌”保障丝路畅通的传承与延续，南羌不过是一个指代，不同时间有着不同的民族。

在此，汉武帝的政宣目的已经非常清晰，绣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讨南羌”的丝绸被从国库里调拨了出来，到达西域，老百姓们将它们穿戴在身上，既达到了宣传的效果，也让丝绸再次点亮了丝路的文明贸易，也造就了丝路的空前繁荣。

这样一来，“王侯合昏（婚）千秋万岁宜子孙”的锦被、锦枕，出现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深处汉代精绝国的故地就成了一件更加正常的事情，既显示了丝绸之路上十分活跃的商业贸易活动及汉王朝与西域城邦诸国的密切关系，也为今天人们研究我国丝绸织造史、装饰图案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而历史在这个时候已经不需要那些牵强附会的解释了，因为历史事件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有着自己鲜明的时代主题，根本不需要后世研究者的自作多情。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

[i]张晓龙《新疆尉犁县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出土700多件唐代纸文书和木牍》，新华网，2020-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