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传庭身为明朝最后的名将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任何一个王朝的灭亡，原因都不在朝夕之间。对大多数王朝而言，之所以会灭亡，最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人祸”。比如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以及元朝末年的“红巾起义”等等，这些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土地兼并严重以及苛政。相比之下，明朝的灭亡更加特殊，虽然也有“李自成起义”这类“人祸”的发生，但除此之外还有接二连三的“天灾”。

例如崇祯十五年(1642年)，在明朝内忧外患之际，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瘟疫，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都成了疫区，史载：“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仅存者”。从时间节点上来看，此时的大明朝只剩下了两年的时间。关外有清军不说，内部的李自成已经逼近潼关，如何力挽狂澜，成了崇祯皇帝的燃眉之急。为了抵御来势汹汹的李自成，崇祯帝决定从狱中提拔一人——孙传庭。孙传庭是明朝最后的名将，《明史》这样写道：“传庭死而明亡矣。”

孙传庭，字伯雅，代州振武卫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孙传庭进士及第出任县令，因不满魏忠贤专权而弃官回乡。直至崇祯帝即位扳倒魏忠贤后，他才重新入朝为官。孙传庭崭露头角是在崇祯九年(1636年)三月，当时闯军声势浩大，孙传庭主动请缨出任陕西巡抚，立志剿灭农民军。当时洪承畴与李自成对峙于陕北，闯王高迎祥自湖广至陕西，兵锋直指西安。在孙传庭的部署下，明军在子午谷以逸待劳，大破闯军并生擒高迎祥。高迎祥被处死后，这才轮到李自成当闯王。

崇祯十年(1637年)初，孙传庭大破起义军圣世王、瓜背王、一翅飞、镇天王等部，关中以南的大片地区趋于平定。孙传庭最精彩的一战，是崇祯十一年(1638年)在潼关南原重兵伏击李自成，这一战打得李自成仅以18骑兵突围而走。按说明朝此时应当乘胜追击彻底剿灭义军，但恰好清军在这个时候突破了长城防线，孙传庭被崇祯帝急忙调回北京防御。清军的这一行动，可以说直接救了李自成一命。

等到孙传庭率部抵达北京后，由于与主和派矛盾颇深，因此未被崇祯帝允许入城朝见。而一同前来的洪承畴所部，不仅受到了犒赏三军的待遇，还被允许入殿拜见皇帝。一碗水没有端平，孙传庭自然大为不满。此时主和派又提议将孙传庭的部队全部用来留守蓟辽，孙传庭抗议道：“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次年孙传庭又遭主和派诬陷，惹得崇祯帝大怒，将他贬为平民后打入大牢。

没有了孙传庭这个强劲的对手，李自成在河南迅速发展。当时河南正爆发饥荒、饿殍遍地，饥民“唯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当年被孙传庭打到只剩18人逃命的李自成，一下子拥兵十余万。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兵围开封，崇祯帝连忙从监狱中提取孙传庭，命他火速领兵前往开封。之后孙传庭又一直跟着李自成走，李自成进入陕西后，孙传庭又被调至陕西统兵。

在整军备战期间，孙传庭面临着诸多问题，最棘手的便是粮饷不足、疫病扩散。为了解决粮饷问题，孙传庭放下自己督师的身份，试图以爱国感化当地乡绅，让他们捐钱捐粮。但是国家危难之际，这些人却并没有这个念头，只想着怎么保存自己的身家。而在控制疫病方面，孙传庭得到了云游至此的医者吴又可的帮助，二人共同努力遏制了疫病的蔓延。

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孙传庭升任兵部尚书督陕西、河南、四川、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江北军务，成为了明朝末年明军的最高将领。孙传庭排兵布阵有一套，但偏偏崇祯皇帝急于求成，不考虑实际情况逼他出兵。同年八月，孙传庭不得已率10万大军出潼关，但不幸的是遭遇了滑铁卢。明军溃败后，李自成一日追杀四百里，明军战死者达4万余人，武器辎重损失无数。十月初，潼关失守，李自成派兵十万围攻孙传庭，弹尽粮绝之下孙传庭战死沙场。

孙传庭是明末扶大厦之将倾的擎天柱，也被认为是明末最后的大将，他的牺牲是明朝的巨大损失。然而崇祯帝却怀疑他是诈死潜逃，连一个谥号都没有给他，着实令人心寒。反倒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清朝为孙传庭追加了谥号“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