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哭片”强行催泪让人反感

本文转自：北京晚报

惠英红刘浩存新片口碑翻车

“哭片”强行催泪让人反感

作为惠英红和刘浩存联手奉上的催泪治愈大作，正在上映中的电影《灿烂的她》剧情狗血、强行煽情，不仅没能让人哭，反而让观众如坐针毡。近几年国产催泪电影接二连三，票房号召力却肉眼可见地下降。太过套路的“哭片”只能令人反感，让观众流下真情实感的眼泪，创作者还需再走走心。

演员表演陷入煽情套路

“为了煽情而煽情，掐好表让你哭，可惜大家已经不吃这套了。”尽管豆瓣评分还未开，但电影《灿烂的她》的短评页面已经挤满了网友的差评。作为一部讲述祖孙亲情的电影，该片不仅没有观众期待中的感动，反而充斥着大量刻意且无效的煽情。

父亲去世、母亲改嫁，小女孩与奶奶相依为命，然而一次意外走失，让她和奶奶分开12年。重逢后，奶奶省吃俭用供女孩上学、追梦，祖孙俩互相救赎，没想到最后奶奶还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影评人井润成直言，《灿烂的她》剧情太过狗血，基本把国产苦情片的常用套路全给用上了。“这部电影一直在煽情。隔一会儿就打上柔光、来一段抒情音乐，两个女主角开始哭，但没能让观众共情，观感很难受。”

电影市场分析师朱擎天评价，《灿烂的她》剧情有诸多不合理之处，“降智”情节使得人物悬浮，无法打动观众。“一开始刘浩存饰演的女孩和伙伴被坏人胁迫，做了一些坏事，比如卖假药等。但她们有手机，从场景看，也可以轻易翻窗逃跑，然而她们居然被两个坏人控制了很久。女孩们成功逃跑后，坏人还去找她们，不怕报警吗？女主角的父亲为了骗保，在女儿身份上作假，保险公司这么好糊弄吗？这些逻辑都没有讲通，剧情转折太生硬。”

两位女主演惠英红和刘浩存，一个陷入套路，一个仍显稚嫩。“惠英红最近的几部作品都是为母则刚的女性，演多了表演就会制式化，没那么惊艳。《灿烂的她》里她不太标准的普通话让人出戏，演渔村奶奶也不是很贴，表演痕迹较重。”朱擎天说。

过度煽情令观众审美疲劳

截至3月22日，《灿烂的她》累计总票房刚刚突破7000万元。即便片方狂掷“催泪弹”，观众已经不会被“按头哭”。催泪电影要想获得高票房，还需寻求自我突破。

催泪电影，或者更形象的“哭片”，指的是以催泪为主要看点的电影。前几年的催泪电影以爱情片为主，《前任3：再见前任》《后来的我们》《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虽然评价普遍不高，但凭借“一包纸巾不够用”的噱头均票房大卖。近几年，这类电影的“泪点”取材更为广泛，亲情、萌宠、生老病死都被拍进电影，成为赚取观众眼泪的“大杀器”。韩延执导的“生命三部曲”（《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们一起摇太阳》）、《我爱你！》以及他监制的《人生大事》，让他成为这几年国产催泪电影第一人。

不过，当“哭片”一扎堆，煽情过度和套路化，观众也不买账了。《再见，李可乐》《不能流泪的悲伤》《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无价之宝》《了不起的老爸》《关于我妈的一切》等片票房都比较一般。一些影片把“催泪”当成营销模板，在短视频平台上投放观众或知名演员看得泪流满面的片段，甚至宣传影片“把狗都看哭了”，更加剧了观众的反感。

“这类电影在创作上容易陷入误区，把所有的苦难和不幸都加在角色身上，像早年的韩剧一样‘车祸绝症治不好’，人物和剧情都太老套了。煽情技巧也都是感官上的，配乐、闪回、演员大哭……观众看多了肯定审美疲劳，作品也经不起回味。”井润成说。

影评人子戈认为，靠作用于肉体或生离死别来催泪的电影多属于浅层悲剧，而纯粹意义上的悲剧是形而上的，是作用于精神的关于命运的悲剧。“主人公做出百般努力，最终还是抗衡不了命运，甚至从头到尾不会有人受伤或死亡，但精神被打垮了。比如周星驰的《喜剧之王》，就是主角永远到达不了的梦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

创作需搭上社会情绪

煽情只是手段，不是目的。好的催泪电影不是单纯让观众哭，而是让他们在产生强烈情感共鸣后，有所回味、思考和收获。

“纯煽情的催泪电影，给观众提供的情绪价值是很差的。一部悲剧类电影要想获得好的市场反响，不光能让观众落泪，一定会和现在普遍的社会情绪产生关系。《灿烂的她》催泪套路太传统，大家不会和自己的生活产生任何联想，所以不再奏效。”子戈说。

导演韩延在这类作品上的创作，为从业者提供了较好的范例。井润成分析，无论是“生命三部曲”还是《我爱你！》，韩延都不单催泪，还加入了爱情、亲情、伦理、医疗等话题，富有生活质感。影片基调也没有一味悲情，而是融入大量喜剧元素，观感有笑有泪。

“创作者不要止步于展示苦难和不幸，还应该进一步追问和剖析这些悲剧背后的社会问题，提升作品的深度和现实意义。”影评人李毅说，苦情题材要从赚人眼泪的模式中跳出来，带来关于社会和人生更多、更深的思考。“‘生命三部曲’每一部都有进步。《滚蛋吧！肿瘤君》还比较有漫画色彩，《送你一朵小红花》加入了爱情，《我们一起摇太阳》则更加写实，重病患者的日常状态、面临的歧视以及无奈的医疗问题，都让这部作品更加饱满动人。” 本报记者 袁云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