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珍务本堂怀想

■ 雷霖

没有强健硬朗的体魄，没有坚毅果决的眼神，没有勇敢的心，别说不成，想都别想。

我无数次走进务本堂，无数次对着尹珍塑像发呆，我想象过尹珍的无数种样子，是单薄身板儿的读书人呢，还是粗粗壮壮的肌肉男？是精致小巧的、还是高大威猛的？是见人一脸笑呢，还是目光两把刀？

尹珍，字道真，生于公元79年，东汉牂牁郡毋敛（今贵州省正安县）人，《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东汉）桓帝时，郡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珍官至荆州刺史。”可见，尹珍是贵州最早见诸文字、最先走出大山叩问中原文化的著名学者、文学家、教育家和书法家。

走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正安尹道真务本堂。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新州镇新州河畔的务本堂，占地面积约8900平方米，包括务本堂、魁星楼、字库塔、通道牌坊、尹珍墓和“尹先生务本堂”碑、“重建务本堂小序”碑、“汉儒尹公道真先生神位”碑、“学者必由是，庶乎其不差”楹联等。务本堂最初是东汉永初元年（107）尹珍北学还乡后创建的三楹草堂。当初的草堂早已不见。有唐一代，正安属珍州乐源县域，乡人在务本堂旧址设书院，改务本堂名为乐源书院；宋、元至明中期，务本堂废；明万历四十年（1612），遵义府知府孙敏政尊前贤励后学，在旧址重建；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遵义府知府陈师沆重修；嘉庆二十年（1815），正安州知州赵宜霖重修；咸丰六年（1856），正安州知州朱百谷修葺；咸丰九年（1859），正安州知州于钟岳修葺；同治年间被毁，光绪四年（1878）复建；光绪十二年（1886）增修。

我常常想，尹珍应该是个把读书上升到了治国平天下高度的读书人吧。他不可能像有的读书人那样，把身板读得比竹简还要薄，把皮肤读得比纸张还要白。他要走那么远的路，求学前要从毋敛坝走到洛阳，求学后又从洛阳走回到乡里毋敛坝。教学之中，依然要山山水水上上下下坡坡坎坎地走。而且，他不大可能像孔子那样坐着车到处走，那是北方，平。尹珍走的是西南夷，南方，陡。有路也不是好路。况且，大多没有路，得靠自己的双脚一步一步探出条路来。如果没有一副好身板，那是扛不下来的。

尹珍之勇，在敢为人先。尹珍大概自幼聪颖好学，天资过人，行事大胆，常有奇思怪想，不会沿规循墨。不然，他绝不会产生北上求学这一个当时当地大多数人可能想都没有想过的大胆念头。为此，尹珍要敢于孤身荒野，也敢单骑赴敌，敢仰首吐天，敢低头咕哝，敢单手捉蛇，敢赤脚跺地。只有这样，他才敢把自己丢进深山，趟进大河。他才敢二十岁时，跋涉千里，远赴京师洛阳，拜许慎为师。他才敢回到家乡四方行走，用脚尖在西南大地上凿出文教之路。

尹珍之智，在务本求实。通过务实地学习和思考，尹珍对人，怀了谦卑，对生命，怀了敬畏。他的心更多的时候是温软的，他的目光更多的时候是慈悲的。在路上，他会为受伤的蚂蚁流泪，他会为长者折枝，他会为孺子摘果，遇到弱者欺负，他会唾面自干。身在他乡，他会时常梦见老母。知识越学越多，眼界越来越宽，看到的就越来越深，自己却越来越感觉无知，越来越感觉渺小，也越来越感觉卑微。于是尹珍成为了大学问家，却觉得自己一无所知。尹珍成了大书法家，却觉得自己不懂书法。尹珍成了大教育家，却觉得自己并不懂教化。

尹珍之功，在崇文重教。他的学生是一个一个的生命，他的教育不是鞭子和绳索，他的学堂不是囚笼。尹珍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和性情，因为他把学生当成活生生的人。在他看来，与一个活生生的人相比，天地间不管什么东西都会失去终极价值。

尹珍之德，在回报桑梓。尹珍在许慎那里学了八年，二十八岁那年，终于学成。当他决心回到故乡西南去开文教先河的时候，许慎甚感欣慰，说：“吾道南也。”回到故乡的尹珍，在今天的贵州省正安县新州镇新州河畔，手建草堂三楹，立志教学。尹珍官至荆州刺史。因年老遂辞官还乡，将原学馆改名务本堂，矢志育人。务本堂之名，出自《论语》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从此，尹珍成为贵州文化教育的先行者，“凡属牂牁旧县，无地不称先师。”公元162年，尹珍病逝，葬于务本堂后。

千百年来，多少人走进务本堂，在尹珍墓前发呆。我也一样。我能感受到尹珍高大健朗的身躯如大娄山挺立、坚硬如箭镞一般，那指向遥远时空的下巴，那慈悲而略带沧桑的脸，那嘴角边隐隐的半丝微笑……千百年来，他从以前走来，他又走向以后……

务本堂前的流水，不舍昼夜；尹珍墓前的青草，春天又生。

千百年来，正安人一直在修葺务本堂。

或许，每个正安人，甚至更多的人都在心里不断修葺着务本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