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出身贫寒的儒生，一心革除弊政的朝廷重臣

范仲淹，字希文，祖籍邻州(今陕西彬县)，生于宋太宗端拱二年(公元989年)。他出生后的第二年，任徐州军事长官秘书的父亲范墉因病去世，母亲随后改嫁到山东淄州长山县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改名朱说，在长山县长大成人。

范仲淹是出身贫寒的一介儒生，考取进士后并未留在京城做官，而是被派往广德军(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做司理参军，负责处理狱案；继而调任集庆军(今安徽亳县一带)为节度推官，尽管两任职位很低，他竭尽职守。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的贮运转销。接着，任兴化县令，负责修治已经坍方的海堤，经数年努力，几经周折，终于治好数百里捍海堤堰，保护了沿海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人们为了纪念他的功绩，把这捍海堤堰称为“范公堤”。

从青年时代起，范仲淹就忧国忧民，步入仕途后，一心革除弊政。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他将多年思索之所得，写成洋洋万字的《上时务书》，请仁宗革除文弊，复举武科，赏直谏之臣，除滥赐之害。当时，他只是个大理寺丞，官小职卑，上书如石沉大海。但是，他并不灰心，于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又写成《上执政书》，建议宰相们不要安守常规，要从“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六个方面进行改革。尽管范仲淹忠心进谏，“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这次上书仍未被采纳，却带来了一个意外的结果。当时的宰相兼枢密使晏殊看了范仲淹的上书后，深感文章典雅，见识超群，颇为欣赏，便荐举他为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他入朝不久，即发现仁宗的母亲刘太后权势过重，不仅朝中军政大事全由这位60多岁的太后处置，冬至受朝，仁宗还得率领百官给她拜寿。在封建士大夫眼里，朝仪与家礼有别，皇帝给太后公开拜寿，有损一国之君的尊严，但敢怒不敢言。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而又忠厚耿直的范仲淹，便公然上疏加以反对，使举荐他的晏殊惊恐不已。他回到家中给晏殊写了申辩信，又上疏太后，干脆劝他还政给仁宗。朝廷对此默不作声，范仲淹却因此被贬到河中府任通判。

3年以后，刘太后去世，范仲淹被召回京师任评议朝政的右司谏，不久又因进谏得罪了宰相吕夷简而贬为睦州知州。后改任苏州知州，因治水有功，调回京师，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誉职衔，实任开封知府。后又因反对吕夷简进用私人而贬为饶州知州。宦海的升沉并未消磨掉范仲淹的浩然正气，他在由饶州调任润州知州给仁宗的奏章中声称：“进则持坚正之方，冒雷霆而不变；退则守恬虚之趣，沦草泽以忘忧。”

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西夏进攻北宋，将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以北的数百里边寨洗劫一空。边陲的战火迫使仁宗接受韩琦的建议，重新起用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领陕西路安抚使。他来到前线，从视察中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诸多弊端，于是，他根据北宋当时的国情和军情，制定了一个以防守为主的御敌方案，并为加强宋军的战斗力采取了一系列革新措施。一是整编军队，改变战术。他大阅州兵，从中挑选18000名精壮，选拔了一批将领，分6部开展严格的军事训练。在战术方面，改变原来按军阶从低到高先后出阵的临阵体制，采用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二是全力修固边城，建立军事据点，构筑防御工事。三是大兴营田，发展经济，解决军需困难。四是团结沿边的少数民族居民，严立赏罚公约，争取他们的支持，孤立敌人。由于韩琦、范仲淹的苦心经营，宋军战斗力大为加强。数年的防御对峙损耗了西夏的兵力和财力，加上对西夏进行经济封锁，终于迫使西夏国主元昊于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春向仁宗上书请求议和。范仲淹因防御西夏有功，官升枢密副使，并得仁宗奖钱百万。

庆历三年秋天，仁宗下诏从西北前线调回范仲淹，授为参知政事(副宰相)，与杜衍、韩琦、富弼等人同掌军政大权。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等四谏官又奏免了吕夷简、王举正的正、副宰相职务，开始了一场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庆历新政”。

明黜陟，就是要考察官吏任期内的政绩而决定升降。这是针对“磨勘”制的弊端提出来的。宋代对官吏的提拔，规定文官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升，称为“磨勘”。这种官吏升迁制，不问劳逸，不论贤愚，致使官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饱食终日，等待三、五年一升迁。明黜陟，重政绩而轻资历，规定对“老疾愚昧”的可另行安置，有过错的按情节处分，对才德突出的可特加擢用，给官吏的选拔制增添了活力。抑侥幸，则是把当时越来越滥的“恩荫”范围缩小，对官家子弟的特权加以限制。宋代规定凡学士以上官员满20年，一家子弟可封官20人，致使贵族子弟不学无术，不求上进，靠“恩荫”实即老子的资格获得官职，得到提拔。对贵族子弟做官特权的限制，反映了渴求从科举道路跻身仕途的封建士人的强烈愿望。精贡举，是改革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规定进士先试策论，后试诗赋，不能只凭诗赋成绩取士，而要注重对实际能力的考察，还要兼察“行谊”。择长官，指对直接临民的地方官的选择要十分慎重，凡是品行、才能不足以任事者，一律予以罢斥。各级官吏有责举荐下级人才，根据举荐人数的多少决定是否录用，这有利于各级官吏素质的提高。

除上述整顿吏治、选拔人才的“新政”外，还有：厚农桑，由朝廷下令督促地方，搞好农业生产；修武备，实行府兵制，增强军队实力；推恩信，实行信赏必罚政策，务去滥赐之害；重命令，厉行法治，反对政令随意更改；减徭役，将不应负役的农民罢归乡里，使他们有较多时间从事生产。这些改革措施虽然没有触动封建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但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是进步的。

庆历新政是王安石变法的前奏，也为王安石变法开辟了道路。新政失败后，范仲淹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始终没有改变。他离开朝廷以后先到今陕西彬县为知州，后调至邓州(今河南南阳一带)做知州。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他为贬至岳州任知州的好友滕子京写了著名的《岳阳楼记》，他说：“予尝求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他将自己一生的抱负概括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达了一个封建士大夫积极用世、为国忘身的高尚情操，成为封建士人一代楷模。范仲淹晚年曾竭力为地方办“义庄”，兴学校。公元1052年，病卒于赴颍州上任的途中，归葬于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