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北宋中央禁军和地方武装

北宋的武装力量体制，从指挥关系上看，是中央禁军和地方武装两级体制。

我们就来说说北宋中央禁军和地方武装。

1、中央禁军

（1）禁军的性质、名号及编制等级

北宋的禁军是从五代的禁军承袭下来的，与五代禁军的性质一样，是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国家正规军，队。

除了如殿前司所辖诸班直(有时也参加征战)以及少量隶属于御前忠佐军头司、皇城司和骐骥院的禁兵是扈从皇帝和卫戍京城的之外，大量的禁军是担负着征战、屯戍边郡和地方的任务。

即是说，北宋禁军其戍卫京师和宫城的警卫部队的性质已不占主导地位，而其由中央直接掌握的常备军，队的性质已占据了主导地位。

同时，北宋建立后，太祖为了巩固其王朝统治，先后采取了多种措施以提高禁军的素质，增强其战斗力，从而使北宋的禁军成为全国军，队的精锐者。

北宋军，队一个特点，是每立一军，都要起个名字，并形成了制度:

“艺祖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其军制亲、卫、殿、禁之名，其营立龙、虎、日、月之号”。

禁军虽然都是中央统辖的常备军，队，但实际上却有等级上的差别。

按禁兵的军俸，大致可区分为上、中、下三等。

军俸钱为1000文者为上禁兵，700和500文者称中禁兵，400和300文者为下禁兵。

捧日、天武、龙卫、神卫原是后周的四支主力部队，是北宋禁兵中的上军，通称为上四军，而其他各名号的禁军是中军和下军。

但是，在各等禁军中，其级别也各有等差。

（2）禁军的编制单位及编制人数

禁军的编制单位，大致分为厢、军、营、都四级，再加上班直这一特殊的编制单位，共为四级五种的编制。

四级编制的情形为：

“大凡百人为都，五都为营，五营为军，十军为厢”。

现将这四级共五种编制单位，分别介绍如下:

厢

厢这一级编制单位，是由兵力部署和布阵上的左、右两翼之意演变而来的。五代时，“诸军皆分左、右厢，厢各有主帅”。

北宋继承后周军制，除了捧日、天武、龙卫、神卫上四军外，殿司的骑军骁骑军、步军虎翼军，马司的骁捷、骁武、云翼军和步司的虎翼、勇捷、威武、清塞、归恩军，也编制了左、右厢。

但是，其他大多数名号禁军，并无厢一级的编制。这说明，厢一级的编制在北宋军，队中并不普遍，也不占有重要地位。

厢一级的编制不占重要地位的另一表现是，“厢”下设军的数目远不足正规编制的10个，并且设厢的军其所编制的指挥数目亦极不统一。

例如，同为设厢的虎翼和归恩军，前者在仁宗时编为96指挥，后者在太宗雍熙时仅编有2指挥，二者相差竟如此悬殊。

厢的编制之所以不占重要地位，与其编制庞大，各厢所设的统兵官——都指挥使，军权较大有密切关系。

为防止武将权力过大，宋廷于是采取了逐渐削减厢的编制人数的办法。例如，虎捷军在北宋初年有指挥46，后改名神卫军。仁宗时以后，该军只存31指挥，到了英宗以后，厢都指挥使已成为武将的虚衔，有名无实了。

军

军一级的统兵官是军都指挥使，副统兵官是都虞候，但也有不设都指挥使的。

如真宗晚期，捧日等上四军又编制了第四军，该军因为是“处所退年高者”，便只设都虞候，而无都指挥使。

按正规编制，厢下设军，一军为5指挥(营)，兵员2500人。但是，军的编制也不统一。

有许多军上面并不设厢，而是单独的高级编制单位；有的军下面直接编制指挥，有的军下面还分上下、左右等军，而分军的军下面再编制指挥。

于是，同样一军，它所编制的指挥数也很不一致，甚至差距很大。

例如，真宗晚期，殿前司的宁朔、骁胜军，侍卫马军司的云骑、武骑军，各编制10指挥；而殿前司的神勇、宣武、骁骑军，下面又各分上、下两军，所分的军也各编制10指挥，这样若以不分军的军计算，则一军就编了20指挥，是编制标准的4倍。

还有，殿前司的虎翼左右军，侍卫步军司的虎翼左右军，这两支虎翼军，其下又各分设5军，所分的军也各编制10指挥，如以不分军的军计算，则一军就编制了50指挥，是编制标准的10倍。

营（指挥）

指挥是最重要的编制单位，由指挥使和副指挥使统领之，每指挥编制500人。

各指挥还均有番号或名号。有番号者，如捧日左厢第六军第三指挥，虎翼右厢第二军第三指挥等；有名号者，如效顺指挥、无敌指挥、定塞指挥等。

指挥之所以是个最重要的编制单位，在于它是最基本的战术单位，编制固定。

因而，禁兵的调遣、编组及计算兵力，均以指挥为单位。如宋辽澶州之战时，真宗“发永兴驻泊龙卫、云骑八指挥赴行在”；待战争结束，宋辽签订了“澶渊之盟”后，真宗又命“天雄军、沧、邢、贝州留步卒六指挥”，其余均放还。

当时人们有种议论，“兵不知将，将不知兵”。

这并不是指每一指挥内部官兵间互不相识，而是指禁兵在屯戍、调动和作战时，往往以指挥为单位进行临时组合后，出现的中、高层军事领导与下属互不谙熟的情形。

因为以指挥为单位进行调遣，打乱了各个指挥原来所隶属的厢、军编制系统，加上新的组合又委任以新的统兵官，于是新的统兵官与各个指挥间的官兵，乃至统兵官间就出现了互不相识的情况。

指挥虽然是固定的编制单位，但每指挥的实有兵员，经常不满500之数。究其原因一方面各指挥情况不同，另一方面宋军普遍缺员。

都

北宋袭用五代制度，在指挥之下设有都的编制。都是禁军最小编制单位，一都编制100人。

都一级的统兵官，马兵为军使和副兵马使，步兵为都头和副都头。

捧日、天武军的每都，在副兵马使和副都头之下，尚有十将、将、虞候、承局和押官等。

据仁宗时起居舍人、直龙图阁尹洙记述，一都之中兵卒的分工为：

“诸处马兵每一都枪手、旗头共十三人，其八十余人俱系弓箭手；步军每一都刀手八人，枪手一十六人，其七十余人并系弩手”。

这说明，无论马兵或是步兵，一都都是100人左右，而弓箭手人数占十之七八。

班直

班直是禁军中一个特殊的编制单位，也是在五代时就已出现了的。

例如后唐明宗“选诸军骁勇者为亲军，分置四指挥，号从马直”。

再如，后周时的散员、散指挥使、散都头、内殿直、散祗候等，都是诸班直的名号。宋承周制，也在殿前司中设置班直这一编制。

班直是扈从天子最亲近的禁兵，是从禁军中最骁勇的上军中挑选出来的。班直隶殿前司，其主要任务是担当皇帝的宿卫、仪仗、乐队等，紧急时，也参加征战。不过，班直参战是比较罕见的。

据《宋史》卷一百八十七《建隆以来之制》记载，殿前司所属诸班直是：

马军诸班直：

（1）殿前指挥使：有左、右二班；（2）内殿直：有左、右四班；（3）散员：有左、右四班；（4）散指挥：有左、右四班；（5）散都头：有左、右二班；（6）金枪班：有左、右二班；(7)东西班：有弩手、龙旗班、招箭班共十二班；（8）散直：有左、右四班；（9）钧容直：有二班；（10）外殿直：有一班。

步军御龙诸直:

（1）御龙直：有左右二直；（2）御龙骨朵子直：有左右二直；（3）御龙弓箭直：有五直；（4）御龙弩直：有五直。

殿前司马军诸班直的统兵官有都虞候、指挥使、都知、副都知、押班等。

步军御龙诸直的统兵官有四直都虞候，每直各有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有资料表明，各班、各直的编制人数，大致相当于都，个别则相当于指挥。

北宋前期禁军编制的总人数，各朝和各个时期都有不同，现据《宋史·兵志》分列于下：

太祖开宝年间（968～976年），19.03万人；太宗至道年间（995~997年），35.08万人；真宗天禧年间(1017~1021年),，43.02万人；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82.06万人；英宗治平年间（1064~1067年），66.03万人。

（3）禁军的屯驻和更戍制度

北宋禁军的屯驻，实行颇具特点的“内外相制”制度。

这种制度，就是让驻京师与驻诸道的禁兵在数量上大体保持相等，使之相互牵制与制约，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

正如朱弁《曲洧旧闻》所言：

“艺祖（宋太祖赵匡胤）养兵止二十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天下承平百余年，盖本于此。”

此外，南宋人著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七和《历代兵制》卷八中，亦有类似的记载。由赵匡胤亲自创建的这一屯驻制度，大致坚持到神宗改制时期。

北宋前期禁军实行“内外相制”的屯兵制度后，使禁军在原来“守京师”和“备征伐”两项基本任务之外，实际上又增加了一项相互制衡的任务。

这种做法，对于保持北宋的社会稳定，维护赵宋王朝的统治，不能不说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凡天下之兵皆内外相制”，也势必造成禁军战斗力分散甚至相互抵消的消极影响。

北宋前期禁军，不但要根据“内外相制”的原则进行屯驻，而且更不能长时间驻在一地，要进行“更番迭戍”。

这一更戍制度，也是赵匡胤创设的。

宋廷规定，除殿前司的捧日和天武两军外，“自龙卫而下，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

还规定，戍守边地的禁军，每隔一二年便要换防，进行互相更代。

其理由大致有三：

一是要解决五代时因“兵骄而将专”所造成的“横猾难制”问题，这是从政治上考虑的；二是要锻炼军士“知艰难，识战斗，习山川”，这是出于军事目的；三是使禁军“远妻孥怀土之恋，兼外戍之日多，在营之日少，人人少子而衣食易足”，这是经济上的原因。

更戍制度的实行，虽然在防止将领专权、锻炼部队和减轻国家的军粮负担方面会起到一些积极作用；但是，由于“诸军少曾在营”，也给部队造成了平时秩序混乱、军事训练难以落实，战时则“各不相管辖”、“号令不能相通”等消极影响。

因而，到神宗时，“慨然更制”，“无复出戍”。

禁军的屯驻与更戍，常常使用屯驻、屯戍和“就粮”三种名称：

屯戍于州者称屯驻；屯戍于边郡要地者称驻泊；“非屯驻、驻泊，以粜贱而留之者，曰就粮”。

而“就粮”禁军准许携带其家眷一同前往。

2、地方武装

北宋由地方统辖的武装力量，主要包括厢兵、乡兵、蕃兵三种。

（1）厢兵

厢兵是北宋国家正规军中的地方军。《宋史》称：

“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内总于侍卫司。”

北宋初年，宋太祖将各地藩镇兵中的壮勇者，抽调中央编入禁军，剩下老弱者留本城，以充当厢兵。

同时，“太祖皇帝制折杖法，免天下徒，初置壮城、牢城，备诸役使，谓之‘厢军’。后乃辗转增创军额，今遂与禁军数目几等”。

这说明，厢兵的始建是由藩镇旧兵与杂役新军两部分所组成。

其后，厢兵的来源大致有三：

一是招募。即凡健勇者，募充禁兵，“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二是由罪犯充当。三是禁军中被拣退者降为厢军。当然，个别时也有厢兵迁升为禁兵者。

如天禧元年(1017年)，宋真宗下令“选天下厢兵迁隶禁军者凡五千余人”。

厢兵的编制有军、指挥和都三级，一般以指挥为单位。

有军级编制的厢兵编制“马军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步车亦如之”；而无军一级编制只有指挥和都两级编制的厢兵，其编制兵额和统兵官的设置，则与禁兵大致相同。

厢兵的任务，主要是“专以给役”，厢兵服役范围相当广泛，如修筑城池、制造武器、修路筑桥、造船、运输、治理疏通河道，以及侍候和迎送官员，等等。

由于大批厢兵服役，虽然可以减轻民户的部分夫役负担，但是，因州官利用厢兵供役这个条件，任意占用厢兵从事各种杂役，从而使厢兵数额庞大，耗费大量军费，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加了人民的经济负担。

厢兵在州郡地位低下，俸给微薄。北宋初年，厢兵年俸为3万，以当时币值计算可买良田十余亩，这样的年薪可以说不算微薄。

但是，后来由于辽、西夏袭扰，边防紧迫，厢军兵额随之日增，国家财力日绌，于是厢兵待遇每况愈下。

再加上层层克扣，厢兵的俸给难以维持简单的生活。有的则因过重的劳役和官吏的盘削，而死于非命。

例如，担任漕运的厢军，仅有的口粮被官吏克扣后，一个个“褴褛枯瘠”，终身回不了家，老死在河路上。再如，福建漳泉等地的递送厢军，三年一易，死亡大半，还有全家皆死者。

对于厢兵这种悲惨的遭遇，连宋朝的最高统治者也无法否认。

宋仁宗赵祯就曾对辅臣说过：“闻滑州修河，役卒多溺死者，有司第以逃亡除其军籍，深可闵伤。”

（2）乡兵

乡兵是非正规的地方武装。它不脱离生产，不需政府供养，是不隶国家兵籍的“不养之兵”。

乡兵“选自户籍，或士民应募，在所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

北宋乡兵，先是在沿边的河北、河东、陕西各地农民中征集或招募来的，以防御辽及西夏。

其粮饷兵仗，都由本乡自备，并在应征者手背上刺有“义勇”、“弓箭”、“弩手”、“土丁”等名号。

到真宗天禧间，各地乡兵纷纷建立。如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寨户、强人、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河东、陕西有义勇，麟州（陕西绥德）有义兵，川峡有土丁、壮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广南东、西有枪手、土丁，邕州（南宁市及其西南地区）有溪洞壮丁、土丁，广南东、西有壮丁等。

北宋乡兵主要靠征兵，也有一些靠招募。

例如，广南西路的土丁属于征兵；而河东、陕西弓箭手和陕西护塞、川峡土丁等则属于募兵。

仁宗嘉祐时所创建的广南西路土丁规定：“籍税户应常役外五丁点一为之”。

共编选了3.98万人，分队伍行阵，每年初冬，集州教阅，练习枪、镖、牌三种兵器。也有的一些采取“凡成丁以上皆籍之”的办法。河东、陕西弓箭手，既招募汉人，也招募羌人，弓箭手被招募后，于左手背上各据州军名刺“第几指挥”字样。仁宗庆历中，弓箭手已达32474人，编成192指挥。

乡兵的编制，没有完整记载，并且各地乡兵的编制也不相同。有些乡兵与禁兵的编制大体一致。

如，仁宗康定初，河北、河东强壮，陕西、京东、西路新置弓手“皆以二十五人为团，置押官；四团为都，置正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指挥，置使”。

再如，河北、河东、陕西义勇也以500人为指挥，置指挥使1人，副指挥使2人，正都头3人，十将、虞候、承局、押官各5人。

但有些乡兵，则与禁军的编制有明显不同。如河北、陕西强人，有的置都头、指挥使；有的置押官、甲头、队长等。

各种乡兵的素质有较大的差别。就多数乡兵而言是处于有名无实的状态。但是，诸如弓箭手等少数乡兵，由于“习其川原，识其形胜”，为保卫自己的家园故土而战，因而有相当的战斗力，故能在防御辽、西夏作战中发挥应有作用。

（3）蕃兵

蕃兵，是宋王朝出于对西夏作战的需要，从仁宗中期开始，在宋、夏交界的西北边疆地区，招募河东、陕西两路的内属羌族部落壮丁，而创建起来的边境守军。

即是说：“蕃兵者，具籍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

蕃兵是以部族为单位而建立起来的地方武装，其编制也很不整齐划一。

一般地说，大寨、门户多、部族众者所编制的兵马数就多，反之就少。

例如，英宗时陕西秦凤路的陇城寨有五门、五大部族、三十四小族、三十四姓，其编制的总兵马就有2054；弓门砦，仅有二大门、十七部族、十七姓、十七小族，编制的总兵马，则为1704。

再如，当时泾原路的平安寨有十一族，其总兵马为2348；西壕寨，仅有三族，其总兵马为454。

同时，陕西、河东路开始所置蕃兵，其行政首领往往兼任统兵官，即：

“大首领为都军主，百帐以上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都虞候、指挥使、副兵马使”。

这种编制人数不统一、统兵官与行政单位首长不脱钩的情形，恰是蕃兵没有统一编制的反映。

这种状况，直至神宗时才有改变。

熙宁八年(1075年)五月，神宗诏李承之参定蕃兵法，规定：

选陕西蕃兵丁壮户，九丁以上取五，六取四，五取三，三取二，二取一，并年二十以上，涅手背，毋过五丁。

还规定：

每10人置十将1，50人置副兵马使1，百人置军使1、副兵马使1，200人置军使1、副兵马使3，400人加军使1、副兵马使1，500人又加指挥使1、副兵马使1，过500人每百人加军使1、副兵马使1，即一族30人以上亦置副兵马使1，不及20人只置十将。

这个编制，既照顾了羌人原有的大小部族，也采用了禁兵指挥与都的两级编制。

蕃兵在当时是一支强大的少数民族武装，英宗时仅陕西四路，就约有蕃兵10万，战马2万匹。但是，他们受不到应有的重视。

庆历二年(1042年)，任环庆路安抚使的范仲淹就曾说：

“熟户(指蕃兵)恋土田，护老弱、牛羊，遇贼力战，可以藩蔽汉户，而不可倚为正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