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忠贤明明挑战了皇权，为何天启宁杀东林党也要保护他

“遗孽余烬，终以覆国。”

这是清朝史官对有明朝阉党势力的一句评价，显然不是什么好话。在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宦官干政之后的名声都不好，而站宦官对立面的文官集团便是“忠”的代言，清正之名，千载不朽。

对于宦官结成的集团，通常称“阉党”。在明朝，阉党势力达到顶峰时便是“九千岁”魏忠贤最得意时，当时，“东林六君子”之一的杨涟与魏忠贤针锋相对，指出魏忠贤横行天下已经挑战了皇权，对天启皇帝可谓十分不利：

“致掖廷之中，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都城之内，亦但知有忠贤，不知有陛下。”

按照常理，身为人君多少会对这项罪名有所忌惮，然而，天启不仅没有杀魏忠贤，连惩罚也无，反而任凭魏忠贤罗织罪名将杨涟送上绝路，处处可见其对魏忠贤的保护。

在世人眼里，魏忠贤是“奸”的代言人，杨涟是“忠”的代言人，天启如此不辨是非，杀忠用奸，实在糊涂万分，后来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大约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我们从另一个方向去解读天启的想法，就会发现魏忠贤在天启一朝横着走而不倒的真实原因。

魏忠贤生于1568年，万历年间入宫，后来充当了照顾万历皇长孙，也就是后来的天启帝朱由校衣食起居、某种程度上近似男保姆的角色。

万历皇帝在位时期，朱由校的地位十分微妙，因为宫里刷马桶的都知道万历喜欢福王，不喜欢朱由校他爹太子朱常洛。朱由校出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此时朱常洛虽然已经当了4年太子，但地位仍然岌岌可危，因此身为皇长孙的朱由校，自然也受到一些人的轻视。

对于当时还是个小孩子的朱由校来说，乳母客氏和魏忠贤等才是最让他有安全感的人，魏忠贤并没有如其他人一般对他怀有某种轻视，衣食起居无不细心，当时众人交口称赞，认为他是忠心老仆。

可以推测，魏忠贤对朱由校甚至有一种类似祖父宠溺孙儿的情感，反过来朱由校对魏忠贤也有某种依赖，就像他依赖乳母客氏一样。

而杨涟却大大不同了。其实最初杨涟与魏忠贤还没到水火不容地步时，他作为辅佐朱由校登基的臣子，也算是对魏忠贤有恩的。

杨涟生于1572年，他的成长期正值东林党渐成，35岁时，杨涟考中进士。在此之前，杨涟日子过得比较苦，要自己卷袖子种地，累得都病倒了。

贫困并没有磨灭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心，杨涟步入仕途，被派往江苏常熟干知县时十分体恤民情，且从不接受黄白之物，反倒欠了不少账，赢得百姓无数赞誉，他也因此被调回京城。

《明史》记载：“（杨涟）举廉吏第一，擢户科给事中，转兵科右给事中。”

给事中虽然只是正七品，但却属于连皇帝都可以暗搓搓骂的监督、检举官员，学名谏臣，俗名挑刺儿的（在皇帝眼中大致如此）。

很快，杨涟便赶上了万历朝和光宗朝交替时期的大热闹，他守住了朱常洛的皇位，毫不客气地驳倒了打皇位主意的郑贵妃和崔文升等人，朱常洛叹道：“此真忠君。”

朱常洛是短命的“一月天子”，死前，他破例将仅居七品的杨涟升到顾命大臣的位置，对他寄予厚望。这一事件对杨涟的心态产生了巨大影响，从此杨涟更下定了要尽忠守护好大明守护好少年天子朱由校的心，在杨涟等东林党人的支持下，“移宫案”完结，朱由校顺利即位。

此时的杨涟毫无疑问是辅佐朱由校登基的大功臣，史书记载，杨涟为了此事短短数日内连头发都熬白了，朱由校看到后也以“忠臣”一词称赞他。

然而，杨涟最终却死在了魏忠贤手中。魏忠贤在朱由校升级为皇帝后，借着皇帝对自己的信任干了不少坏事，史载其“劝帝选武阉、炼火器为内操，密结大学士沈纮为援。又日引帝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也就是说他不仅大肆发展阉党势力，还引着年轻的皇帝往玩物丧志的败家子方向发展。

这些都是东林党人所鄙视的。杨涟等数次列举魏忠贤之罪未果，反倒“损兵折将”。忍无可忍之下，杨涟于天启四年（1624年）写奏疏，列举了魏忠贤足足24条罪状，这24条罪状听起来便十分严重，第一条便指出魏忠贤已经有了把自己当皇帝的嫌疑：

“......祖宗之制，以票拟托重阁臣，责无他委。自忠贤擅权，旨意多出传奉，径自内批，坏祖宗二百年来之政体。”

票拟，可以理解为臣子给皇帝的批阅建议，臣子只有建议权，没有处理权，而杨涟指出魏忠贤已经擅权专制到可以处理政务，这可是了不得的大罪。

然而朱由校却在魏忠贤的哭泣哀求下，轻轻放过了他，反倒默许魏忠贤害死了杨涟，天启五年，杨涟死于狱中，东林党人随即遭到魏忠贤的疯狂报复。

其实从杨涟与魏忠贤的对立便能看出来，此二人其实都能用上一个“忠”字形容，不同的地方在于，以杨涟为代表的东林党人忠于圣贤教诲，忠于社稷，所以他们对朱由校的各种荒唐表现极为不满，采取的方式也是直言相谏，他们希望将朱由校打造成明君，就像他爹朱常洛临终希望的那样“辅佐太子为尧舜”。

而魏忠贤，作为陪伴朱由校成长的老仆人，在情感上和朱由校的联系自然更紧密，他长期居于内廷，对皇帝的情感影响，也比专业卷袖子骂皇帝的言官谏臣深得多，换句话说，魏忠贤更关心皇帝的心情，他忠于皇帝本身，没有任何要把皇帝打造成尧舜的觉悟，而年轻的天启皇帝偏向魏忠贤，厌烦动不动教训他的东林党人，从情感上来说几乎是必然的。

于是，魏忠贤取得了胜利（虽然是短期的），而东林党人失去了皇帝信任依赖，于江山社稷而言天启是糊涂的，但于自身而言，只怕他对魏忠贤名字里那俩字颇为认同，在他心里魏忠贤才算“忠臣”。

皇帝有过于强烈的情感偏向，实在是一件危险的事，所以历史上，好人未必是好皇帝，好皇帝也绝不是单纯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