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统：未得善终的元代“萧何”

因为汉朝是历史上第一个统治时间长又稳固的大一统皇朝，所以其开国功臣知名度极高，后世皇朝的开国功臣最高的评价往往用汉朝开国功臣类比。如果谋臣智谋出众，会被誉为和张良一样的“吾之子房”；如果将帅善战知兵，会被誉为当世韩信；而如果身为宰辅能够做到“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那便会被誉为萧何一般的人物。

元朝开国，便有这么一位萧何般的人物。从大蒙古国的贵族封建，走向元朝的帝制集权，其政治架构，设计者是他；元朝相当超前的货币政策，规划者是他；元朝开国，战事频仍，而财政不虞短缺，也要归功于他。

他便是王文统。

王文统，字以道，号云臾，金北京府路大定府人，是金朝进士，“少时读权谋书，好以言撼人”。

金朝在蒙古军的连年进攻下，对河北、山东等地的控制逐渐崩溃，各地豪强乘时而起，纷纷投降于蒙古而成为世侯。王文统便来往于各个世侯之间，“以游说遍于诸侯”。最终，他被益都行省李璮赏识，“即留置幕府，命其子彦简师事之，文统亦以女妻璮。由是军旅之事咸与谘决”。

王文统不但学问很好，而且极善于理财，在他的帮助下，李璮的财政状况在所有的世侯中是最好的。王文统也随之名噪一时，忽必烈与其藩府诸臣评论天下人才时就谈到他，十分赞赏。虽然姚枢从正统儒学角度指责他“学术不纯”，但对其才干也没有异议。刘秉忠和张易也对忽必烈举荐说：“山东有王文统，才智士也，今为李璮幕僚。”

中统元年（1260）四月，刚登上帝位的忽必烈设立中书省，便即起用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地位一下子高于原藩府旧臣张文谦、廉希宪、张易等人。

从一个世侯幕僚一跃而成为帝国宰相，王文统自然对忽必烈感激涕零，上任后，将自己的才学倾囊献出，操持国事不遗余力，“凡军国大事，皆有成算，然后撮其要领，使例相比……虽纵横论难，不出所预”。

在他的主持下，元朝设立了中书左（吏、户、礼）、右（兵、刑、工）部并制定中书省工作条例十条，颁布州县官吏考核黜陟条例，制订了民事条画二十七款及各路宣抚司应行条画七款，高度完善了帝国的政治制度。

同时，王文统还下大力气对钞法进行改革。

元朝前，中国已经开始使用纸币。北宋有“交子”，南宋有“会子”，金朝有“交钞”，但都不是主要货币形式。

1226年，窝阔台汗“诏印造交钞行之”，市场开始流通交钞。窝阔台汗时期所印发的交钞“不过万锭”，而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后，交钞的流通逐渐增大。

大蒙古国时期币制不统一，各地都发行钞币，因此市场混乱，元朝建立后也没能马上改观。这个任务就交给了王文统。

王文统主持由中书省统一发行“中统元室交钞”，同时废除了各路所行钞币。发行新钞取代旧钞，最重要的是不能“一刀切”，让持有旧钞的百姓蒙受损失。在钞法改革上，王文统博采众议，分析利弊，许各路之钞如数收换，使百姓免受损害，并命各路宣抚司限期将所管地方“钞法有无阻滞，及物价低昂，与钞相碍，于民有损者”及时解决。

“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面额有二贯文、一贯文、五百文、二百文、一百文、五十文、三十文、二十文、十文九种。

元政府于中统元年规定：“诸路领钞，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所以该纸币流通畅行无阻，在商品贸易中信誉较高，很快成为通行于全国各地的统一货币，甚至波斯、印度等国也纷纷仿效发行。欧洲人马可·波罗在元代时曾来到中国，见到当时的纸币时非常惊诧：“大汗国中商人所至之处，用此纸币以给费用，以购商物，以取其售物之售价，竟与纯金无别！”以至认为这是中国皇帝专有的“方士点金术”。

王文统为相，兢兢业业，勤恳任事，对于国政民政都有不凡贡献，“元之立国，其规模法度，世谓出于文统之功为多云”。这样的宰相，原本可以以“贤相”之名载入史册的。

但是，王文统因为感激忽必烈的知遇之恩，便难免会有迎合主上的作为。元朝建立之初，战争不断，需要源源不断的经费支持。身为宰相，要为主分忧，不能让皇帝打仗没有粮饷，奖赏有功之臣手头拮据。王文统自然以理财为头等大事，这就严重触动了正统儒臣们的底线。

儒家思想的主流一贯强调“藏富于民”，反对开源，提倡节流。所谓“利源不可启，以其一启而不可复塞也”，认为兴一利就会生十弊，因此君主应该节用，而不应该总想着生财。虽然王文统也是儒士，但其人专注于法家和纵横家之“术”，凡事只讲究实效，并不关注“义在利先”这样的纯粹道义问题，再加本身能力非凡，自然深受忽必烈信任，以新进官员身份迅速凌驾于那些早已跟随忽必烈左右的儒士之上。这样，无论从思想主张还是个人利益来说，儒臣集团迅速成为与王文统势不两立的政治敌手。

当王文统被委任为平章政事时，窦默便上书忽必烈直接对王文统进行抨击，认为“平治天下，必用正人端士，唇吻小人一时功利之说，必不能定立国家基本”，而王文统是“苏、张之流也”。之后，王鹗、姚枢等又在忽必烈面前指斥王文统“学术不正，久居相位，必祸天下”。可忽必烈对他们的话都置若罔闻。

深谙政治纵横之道的王文统，自然也不会屡受攻击而不还击。但窦默、姚枢都是忽必烈藩邸旧人，与忽必烈感情很深，进行直接的反击不会奏效，只能采用迂回。

于是，王文统表奏姚枢为太子太师，窦默为太子太傅，许衡为太子太保。这看起来是抬高三人身价，其实是减少甚至隔绝了三人在忽必烈身边的机会，“阳为尊用之，实不欲使数侍左右也”。窦默、姚枢已经看出自己不可能扳得倒王文统，决定顺坡下驴，以此避祸。可许衡认为还没有正式册立太子，太师、太保、太傅从何而来？三人遂退回诏书，拒不领命。忽必烈于是改任命姚枢为大司农，窦默仍为翰林侍讲学士，许衡授国子祭酒。王文统轻描淡写地扫除了威胁。

自己能力出众，又深受皇帝信任，而且还能做到处世圆滑。王文统不说能终身显贵，但当个十年八年的太平宰相原本是题中应有之意。可惜，人的一生并非全由自己掌握，往往会因与自己并不相关的事改变命运。正当他一帆风顺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变立即将王文统推向了万劫不复。

这场大变便是山东李璮之乱。

李璮作为世侯，本就是最不安分的一个，不但拥兵自重，储存粮草，截留盐课，还在1259年私自进攻南宋，连下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等四城，全部纳入自己地盘。他在扩充实力上不遗余力，对蒙古汗廷的不臣之意相当明显。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位开战。忽必烈加封李璮为江淮大都督，这一方面是为了稳住他，另一方面也是看重他与南宋有占地之仇，防卫南部疆域时不会投敌。

忽必烈有些小看了李璮，这位大都督虽不会真正投向南宋，却也绝不会忠于他。中统三年（1262）二月，李璮乘忽必烈倾全力抗御阿里不哥南犯之机，举兵反叛。献涟海等三城于南宋，杀蒙古戍兵，从海州泛海还攻益都，进据济南。忽必烈南线顿时吃紧。

李璮虽然野心不小，却没有洞察全局的眼光。他反叛元廷若想获得成功，必须有两个要素，其一是南宋朝廷积极配合，出兵出饷相助；其二是只有北方中原各地汉人世侯群起响应，他才有趁乱扩大地盘，进而图霸称王的可能。但是，一向谋求苟安的南宋只是封李璮为齐郡王，并没有在军事行动上给予配合。他传檄河北，希望取得当地汉人世侯的支持，也应者寥寥——大家诸侯做得好好的，为什么为了你冒险造反呢？

李璮的处境完全孤立。他如果不想迅速失败，应该率部队与元军在野外周旋，利用机动灵活的优势，实在不行还可以南撤依靠南宋。但李璮拢军固守济南，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给元军以包围自己的机会，充分展现了军事上的无谋。负责征讨他的史天泽听说李璮进入济南，不禁笑道“豕突入苙，无能为也”，立即定下了“不宜力角，当以岁月毙之”的策略。元军深沟高垒，将济南围得水泄不通。

是年七月，济南城破，李璮被俘杀，“李璮之乱”仅仅坚持了五个月便烟消云散。

李璮是王文统的女婿，又是“故主”。他在忽必烈艰难的时刻掀起反旗，对忽必烈的打击无论从现实还是心理上都十分巨大，而王文统也无可避免地会被怀疑。

李璮乱发后，许多人揭发“文统尝遣子荛与璮通音耗”，忽必烈召王文统质问：“汝教璮为逆，积有岁年，举世皆知之。朕今问汝所策云何，其悉以对。”文统对曰：“臣亦忘之，容臣悉书以上。”他写了书面的材料呈上，具体内容没能见诸史书，只知道其中有“蝼蚁之命，苟能保全，保为陛下取江南”之语，看来王文统并没有承认“教璮为逆”的指控。

但这时，李璮派人将王文统曾写给他的三封书信送还，被巡逻兵截获，送到世祖面前。忽必烈“以书示之，文统始错愕骇汗”。书中有“期甲子”一句，“世祖曰：‘甲子之期云何？’文统对曰：‘李璮久蓄反心，以臣居中，不敢即发，臣欲告陛下缚璮久矣，第缘陛下加兵北方，犹未靖也。比至甲子，犹可数年，臣为是言，姑迟其反期耳。’世祖曰：‘无多言。朕拔汝布衣，授之政柄，遇汝不薄，何负而为此？’文统犹枝辞旁说，终不自言‘臣罪当死’，乃命左右斥去，始出就缚”。

史书中对于这次审讯过程都语焉不详，疑点百出。为什么李璮会把王文统写给他的书信送还，还正好被“逻者所获”？王文统给李璮的书信，内容是什么，是串通谋反还是确如他所说“姑迟其反期耳”？

疑点多，且无其他旁证，只能存疑。但忽必烈已经认定王文统谋反证据确凿，于是召窦默、姚枢、王鹗、刘秉忠及张柔等人，把上述三封书信给他们看，问“文统当得何罪”？诸文臣皆答：“人臣无将，将而必诛。”所谓“无将”，出自《公羊传》，意谓不得企图叛逆，只要是企图叛逆就该杀。武将张柔更是干脆说“宜剐”！王文统的结局就此注定。

是年二月二十三日，王文统及其子王荛以同谋之罪被诛杀，元朝初年的王文统时代落幕。

而随着王文统的人头落地，忽必烈原本海纳百川的心胸也犹如突然垒起了一道堤坝，将宽阔的海口挤压为狭窄的河道，在藩邸时及继位之初不论出身只看才干的他开始对汉臣投去了不信任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