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巨变下农民工的命运和精神走向

本文转自：曲靖日报

时代巨变下农民工的命运和精神走向

——读贾平凹新作《河山传》

任诗桐

读完贾平凹的长篇新作《河山传》，我竟忘了小说是以一则流言开篇。事实上，流言并非以讹传讹，作者通过对洗河、罗山、梅青、呈红等人物命运的描摹和大量的细节描写，为流言安装了骨架，增添了血肉，讲述了“故事”里的事，再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民营企业家及其后代等人物群体的生活轨迹和精神走向。

作者在后记里这样写道：“因出生于乡下，就关心着从乡下到城市的农民工，这种关心竟然持续几十年了，才明白自己还不是城市人，最起码不纯粹。”出于作家对“乡下人”的身份认同，小说首先呈现的便是农民工进城的变迁史，尤其展现了在转型期内，农民工在用工方式及心理层面的变化。在洗河爹的年代，“即便在建筑工地上搬砖、铲沙、和水泥，一天管待吃喝还能落下十元。”然而到了洗河这一代，他们“并不愿意沿街吆喝着收集废品，也拒绝到建筑工地上搬砖、卸水泥袋子。”而是通过个人的天赋和眼光，在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民营企业家罗山，成为城市发展过渡期的农民工。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洗河的后辈们则逐渐选择了多元的务工形式，作家在文本中设定了一个始终关注着农民工命运的作家角色文丑良，通过他的描写展现了当下新一代进城农民工的群像。他们已不再具有传统农民吃苦耐劳的性格特征，以得过且过的姿态，强行融入城市生活，从事着发宣传卡片、做暗哨等工作。

文学不仅要反映社会面貌的变迁，更重要的是对人生意义的深思。洗河爹作为崖底村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代表，他们的终极目的无外乎是农村人必须要做的三件事，盖房子、给儿子娶媳妇、为父母送终。而洗河这一代，则开始以新城里人的姿态，直接参与改革浪潮中的风云际会。他机灵、忠诚且情商高，逐渐赢得信任，成为了老板的得力干将。在灯红酒绿、酒池肉林中，洗河始终保持着善良的底色，没有被物欲横流的现实完全同化，他真诚地帮助老乡，真心地爱着梅青，尽管他也会因控制不住自己而去赌钱，却在每次赌输时都给老家汇去一笔钱，用以弥补内心的愧疚，但新一代农民工们却已经“不种地、不从政、不经商，没有稳定的营生，失去根基，在社会的缝隙里钻来钻去”，他们不再拥有改变命运的斗志，在霓虹闪烁中丧失了淳朴的本性，却也无法真正过上他们理想中的城市生活。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农民一直都是作家倾力关注的阶层和对象。鲁迅笔下的闰土、祥林嫂等农民形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他们对自身命运的蒙昧既是作家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承载着作家对其深切的同情；沈从文一直以“乡下人”自居，他笔下的湘西农村充满原始的生命力和纯粹的情感；老舍笔下的经典形象祥子，也是城市里的外乡人，他毕生的愿望就是能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但却始终无法实现。到了新时期文学，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写出了在新的历史环境下，农民的精神和心理变化。梁晓声在短篇小说《西郊一条街》里，通过户籍制度展现了城乡居民因身份不同所带来的生活上的差异。二十一世纪以来，以陈应松、刘庆邦等作家为代表的“底层写作”直接把农民工等群体作为表现对象，书写他们的生存困境。

贾平凹通过《河山传》完成了对农民工进城史的勾勒，小说在现实主义叙事的框架下，不仅具有浓郁的西北地域色彩，同时也兼具传奇性。更难得的是，小说还揭示了潜藏在表象之下人类命运的偶然与无常。洗河的名字源自一次涨水，他事业的转折在于和罗山的偶遇，罗山的死更是一场意外。

值得深思的是，作家设定罗山在即将完成市内最后一处“城中村”改造前，不幸身亡，或许正是出于其对乡村文明的深情回望。小说取名“河山传”，即为罗山与洗河立传，他们是城市化进程中处在转型期的典型人物，他们的命运遭遇与时代变迁紧密相连。作者在后记里说：“如果五十年，甚至百余年后还有人读，他们会怎么读，读得懂还是读不懂，能理解能体会还是看作笑话，视为废物呢？”我想，这恰恰说明了作品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农民工群体的生活变迁史与心灵史，不仅为当下读者带来共鸣，也用文学的表达方式为后世提供了了解我们所处时代的小说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