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这六位宰相，堪称皇帝的左右手朝代的风向标

中国第一宰相：管仲

春秋战国时管仲是鲍叔牙举荐的。春秋时期，鲍叔牙和管仲二人是好朋友，彼此相知很深。他们两人曾经合伙做过生意，分利的时候，管仲总要多拿一些。别人都为鲍叔牙鸣不平，鲍叔牙却说：“管仲不是贪财，而是他家里穷呀。”管仲几次帮鲍叔牙办事都没办好，而且他三次做官都被撤职，别人都说管仲没有才干。

管仲的一生，不仅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还给后世留下了一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巨著——《管子》。书中记录了他的治国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管仲是位思想家，他主张法治。全国上下贵贱都要守法，赏罚功过都要以法办事。他认为国家治理的好与坏，根本在于能否以法治国。管仲非常重视发展经济，他认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也就是国家的安定与不安定，人民的守法与不守法，与经济发展关系十分密切。管仲思想中有不少可贵的地方，如他主张尊重民意，他说“顺民心为本”，“政之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管仲的思想对后代影响很大。

唐朝宰相：魏征

“征”和“徵”本来是两个意思的字，后来新中国简化字运动中把它们统一成“征”这一种写法了。其实这多少伤害了汉字的丰富性。“长征”和“徵收”，当词性不同时本是两种写法，但现在的统一写法就表现不出这样的意思了。“徵”也是“征”，繁体而已，请相信我，心思缜密的朋友。记得我研究《三国志11》的时候，起初的征兵系统就是繁体显示，为“徵兵”，我们还一直习惯叫做“weibing”呢，从来没怎么细想过。后来才是一次偶然中认识到的，所以记得很深很深。

魏徵，字玄成。唐初政治家。巨鹿（今河北巨鹿）人。少孤贫，曾出家为道人。隋末参加瓦岗军，李密败，降糖。归唐后跟随李建成，为太子洗马。太宗即位后，任谏议大夫。后任秘书监，参预朝政，封郑国公。魏徵与李世民是封建社会中罕见的一对君臣：魏徵敢于直谏，多次拂太宗之意，而太宗竟能容忍魏徵“犯上”，所言多被采纳。因此，他们被称作理想的君臣。

武则天宰相：狄仁杰

他是政治家，不过他做过那种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的职务。狄仁杰为官，正如老子所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为了拯救无辜，敢于拂逆君主之意，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的本色，始终是居庙堂之上，以民为忧，后人称之为“唐室砥柱”；他在武则天统治时期曾担任国家最高司法职务，判决积案、疑案，纠正冤案、错案、假案；他任掌管刑法的大理丞，到任一年，判决了大量的积压案件，涉及1.7万人，其中没有一人再上诉伸冤，其处事公正可见一斑，是我国历史上以廉洁勤政著称的清官。

狄仁杰的一生，可以说是宦海浮沉，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中杰出的政治家，狄仁杰每任一职，都心系民生，政绩卓著。在他身居宰相之位后，辅国安邦，对武则天弊政多所匡正，可谓推动唐朝走向繁荣的重要功臣之一。

西汉开国名相：萧何

萧何，汉初名臣，官居相国，乃是汉朝开国时期中央的第二把手。萧何是沛丰人，和刘邦同学住得比较近。萧何的能力很强，属于那种无论什么考试都可以得高分的天才儿童，所以很容易的就混了个小官当当。在秦末的乱世之中，萧何这个家伙的眼光很贼，当刘邦还是个小屁屁的时候就看出这个流氓不简单，常常在一些小事情上帮助刘邦，作为感情投资。

刘邦晚年，宫廷内部发生了一场废立太子的斗争。刘邦要废掉太子刘盈，改立赵王刘如意为太子。只是由于萧何等大臣的多次诤谏，刘邦才一直未作决定。公元前195年，刘邦病死，萧何辅佐太子刘盈登上帝位，这就是汉惠帝。萧何继任丞相。萧何为相期间，在制订汉朝的典章制度方面还办了一件大事，即作汉律九章。在约法三章的基础上，参照秦法，摘取其中合乎当时情况的内容，制成律法共九章。这是汉朝制作律令的开端。萧何制定的汉律九章，删除了秦法的苛烦、严酷，使法令明简。公元前193年，年迈的相国萧何，由于长期为汉室操劳，终于卧病不起。病危之际，汉惠帝亲自去探望他，并趁机询问：“您百年之后，有谁可以代替您来做丞相？”接着惠帝又问：“曹参怎么样？”萧何听了，竟挣扎起病体，向惠帝叩头，说：“皇上能得到曹参为相。我萧何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恨了！”这番话表明，萧何为国家为百姓着想，不记宿怨的大度胸怀。

初唐：房玄龄

唐太宗时期著名宰相，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他是一位出身“书香世家”的纯正儒生，跟随秦王十年艰辛征战；终生“效父清白”的饱学之士，辅佐太宗二十载稳任首宰。房玄龄智能高超、功勋卓越、地位显赫。但他善用伟才、敏行慎吉、自甘卑下、常行让贤。“群星捧月月隐平，治世夜空灿月明”，是对他特有的名臣气度、良相风格的赞言。作为一名雅士，他颇具可佩可学的典范；作为一代勋臣，他堪称可歌可颂的英贤。与杜如晦并称为“房谋杜断”。

清朝名相：曾国藩

曾国藩总想着光宗耀祖。是为做官而为贤，有一点异端想法也会自觉摒除的。怕给自己家族带来灾祸，这就是官的作用。因为“官”，使其不敢思考，不能思考。因此曾国藩能在攻陷天京后对五十多万无辜之民大开杀戒，以至“......号叫之声惨不可闻，自卯至午，歼除净尽……尸骸堆积，流水腥红”。不能不说这是他的一大缺憾，所以只能算半个圣人。

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但对于程朱之学并未盲目崇拜，事实上，他对于宋明儒学其他支派的思想亦多所汲取。宋明理学实际上分为气学、理学和心学三个学术派别。曾国藩在政治实践和军事斗争中也渐渐地看到了程朱理学“指示之语，或失于隘”、或“病于琐”、或“偏于静”的局限。在这种情形下，曾国藩对心学表现出了宽容的学术姿态。对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学术争辩，他认为对于两家之争应取其同，避其异，扬其长，兼收并蓄，扬长避短，推进儒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