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哪几个方面概括《演繁露》的文献学价值

程大昌（1122—1195），字泰之，徽州休宁（今安徽休宁县）人，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绍熙五年以龙图阁学士致仕。新安理学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又畅考据之流，学术视野广阔，学识渊博，著述亦颇丰。《演繁露》是程氏一部非常重要的笔记体著作，内容繁杂，迄今还未有人从文献学角度对《演繁露》作专篇的总结，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它的文献学价值。

一、校勘学方面

程大昌在任秘书省正字至秘书少监的二十余年间，通过阅读秘阁典籍、参与文献整理，积累了丰富的校勘经验，故《演繁露》有关文字、音韵、训诂的内容占大部分，《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其“于名物典故、考证详明，实有资于小学”①。程氏的“疑古”建立在吸收先儒时贤成果精华的基础上，考据总是引证《说文》、《广韵》、《尔雅》及汉唐注疏。如卷三《卜教》：“案：许氏《说文》作于后汉，顾野王《玉篇》作于梁世，孙愐加字则在上元间，而《广韵》之成，则在天宝十载。然自汉至梁，皆未有此‘珓’字，知必出于后世意撰也。”依据探源断定“珓”为俗字。也由于校书的经验而深谙其中形音义的规律，如卷七《苏涂》：“《通典》：‘东夷马韩祭鬼神立苏涂，建大木以垂铃鼓。’注：‘苏涂有似浮涂’。案：浮涂即浮图，浮图即塔也”，诸如此类，疏解颇明。这些小学成果与校勘经验都是《演繁露》在校勘学上的贡献。

又由于《演繁露》引用了大量的古籍，亦有自己的读史札记，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为校勘其他古文献提供了方便。比如张元济先生校对殿本《辽史·纪第一》：“太九年十月，钓鱼于鸭绿江。”处时，认为殿本及监本的“钓”字误，应当依照元本作“钩”。所依据的便是《辽史拾遗》引程大昌《演繁露》中《契丹于达鲁河钩鱼》一篇的详实记载，如曰：“达鲁河钩牛鱼，虏中盛礼，意慕中国赏花钓鱼，然非钓也，钩也”②。

二、辨伪学方面

《演繁露》的写作初衷便基于程氏对绍兴间年董某所献之《春秋繁露》的辨伪。在《演繁露》卷一的首篇《秘书省书繁露后》便记述了他的辨伪过程：

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語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矣。又班固记其说《春秋》凡数十篇，《玉杯》、《蕃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也。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董氏今书无之。《寰宇記》曰：“三皇驱车抵谷口。”《通典》曰：“剑之在左，苍龙之象也；冠之在首，元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此数語者，不独今书所无，且其体致全不相似，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本真也。

这段论证中，程氏先按照《汉志》考察其篇章、再与后世书籍的称引做比对、后以真书的体致为验证，严谨而有力地辨识了伪书。又如在十二卷《墓石志》中指出：“然《西京杂记》所记制度，多班固书所无。又其文气妩媚，不能古劲，疑即葛洪为之”。这是《演繁露》中的辨伪成果，也为后世归纳辨伪规律做出了贡献，与明胡应麟的辨伪八法相参照，程氏辨伪的条例也是比较完善的。

三、辑佚学方面

《演繁露》中对于所引典籍，常注明出处，有一些记录非常细致，保存下了珍贵的佚文。如卷二《花信风》：

“三月花开时，风名‘花信风’”。初而泛观，则似谓此风来报花之消息耳。案《吕氏春秋》曰：“春之得风，风不信，则其花不成。”乃知花信风者，风应花期，其来有信也。（原注：徐锴《岁时记？春日》。）

明代中期就有“花信风”一说始于南朝宗懔《荆楚岁时记》的记载，但是根据程大昌的这篇笔记，南唐徐锴的《岁时广记》才是“花信风”的最早出处，并且属于书中“春日”这一篇。因后者早已失传，前者流传甚广，且都简称为《岁时记》，而造成了后世的误解③。

四、考实学方面

程氏在天文、历法、地理方面也有很深厚的造诣，曾在朝廷讲演《禹贡》，奉诏定《乾道历》，《演繁露》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考实成果。卷一《日圆与日说通》以淳熙丙申三月亲历的一次日食证沈括银圜之说；卷十三《钱塘》据《汉书·地理志》证“钱塘”地名俗传之讹；又程氏任太平州（今当涂县）教授时，曾访李白墓与祠，卷六《李白墓》以正史与范传正碑纠“捉月事”之谬等等。

程氏笔记中对名物制度的考实更不胜枚举，像续集卷一、卷二专考制度。值得关注的是他对风土民情的考实。如卷六前五则《博》至《五白枭犍》考证古代赌（下转第45页）（上接第43页）博，又曰：“苟以素所不嗜，而弃之不言，则古事暗昧，故随见以书。非明弈也，明古也。”亦讲明了文献考据应以读懂文献为基础的道理。此外，如《褐裘背子道服襦裙》、《馄饨》、《几》等篇又可作后世民俗学的考实之资。

五、义理学方面

《演繁露》主要体现的是程大昌的考据思想，但因程氏将考据与义理并重，只从字面无法解释时，便用义理通达，如卷四《秉心塞渊马三千》：“卫文公‘秉心塞渊，騋牝三千’，心何预马，而著以为效也？是与‘思无邪，思马斯徂’正同一理也。凡为人上，而存心审当，则遇事无不曲至，畜牧至末事，亦遂赖此心以之孳息，故马亦蕃庶也。……此由末观本之论也。若直曰此心可以感动乎马，则是虚谈无实也”。也有少数纯粹阐述义理的，如续集卷三《先天》和《仁者必有勇》分别体现了他儒道合流的学术思想与强调心性修养之道。

六、介绍文献学知识

程大昌注重考证各种书籍制度，又常用探源、推理等考据法，不仅提供了研究文本形态的依据，还体现了程氏文献学方面的思想。如卷七《方册》：“通版为方，联简为册。近者，太学课试尝出《文武之政在方册赋》。试者皆谓方册为今之书册，不知今之书册乃唐世叶子，古未有是也。”提醒士人应掌握文献知识；黄麻纸、白麻纸和澄心堂纸代表着宋代造纸工艺的最高水平，卷四《黄麻白麻》、卷九《澄心堂纸》考查了它们的用制；又如卷十《笺》：

“表识书也”。郑笺《毛诗》，崔豹释说甚多，至谓毛公尝为郑康成郡守，故不同它书直注释之，其云“笺”者，犹上笺之义，尊之。其说虽无害义，而迂曲不径。如许氏所说，则直以简随本文，表识其义，犹曰“郑氏简之”云耳。史以册书祝曰“册祝”，后人以联简著古书曰“某人编”，其义一也。

《说文解字注》：“郑玄《六艺论》：‘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按：注《诗》称笺，自说甚明。”从训诂的角度阐释“笺”的含义，而程氏从文献形制上作出合理推断，推演出同理之“册祝”和“某人编”，揭示了其中规律。

《演繁露》中也不可避免地存有一些局限性，如卷七《印书》考证雕版印刷的创制未突破当时世人的“五代说”，卷二《碑生金》亦有不科学的迷信色彩等，但是对于该书的文献学价值来说只是白璧微瑕。程大昌在《演繁露》之姊妹篇《考古编·序》中曰：“所为交际酬酢者，惟古今新旧书册而已”，以致藏书万卷，亦可谓藏书家，但关于历代藏书家的著述并未提及；他著述宏富，传世著作有十四部之多，对于程氏及其著作在文献学史中的地位还应有更进一步的探索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