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周总理险遭车祸，查明真相后警卫秘书大骂：真是混蛋透顶

要说工作最多、最忙的人，那一定非周总理莫属。

解放前如此，解放后亦是如此。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飞机在国内并不多见，而且时不时地就会出现意外坠毁的惨剧，所以，为了安全起见，党内领导人在出行时，会尽量避免乘坐飞机。

但是，周总理的工作实在太过繁忙，为了节省时间、办更多的事儿，他几乎每次都选择这个风险最大的出行工具。

他常说：“为了节约时间，冒点险也是值得的。”

幸运的是，虽然那些年周总理在飞行途中也曾遇见过许多次险情，但每一次都能平安落地，真可以说是天佑中华。

谁都没想到，曾成功避开多次飞机险情的周总理，竟然在北京一条宽阔平整的大马路上，险些遭遇了一场车祸。

01

1961年6月15日，按照工作日程，周总理要在下午2:30到钓鱼台宾馆会见越南总理。

此时的中国面临着格外恶劣的国际环境，这次会晤，周总理非常重视。由于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周总理启程去钓鱼台的时间晚，为了能够准时到达，他选择了一条去钓鱼台最快的路线，即府右街道——西四——阜城门——钓鱼台。

司机杨金明拥有多年驾驶经验，技术高超，当时总理的座驾是一辆苏制吉姆-3NM。这次是迎接外宾，出于外交礼仪，杨金明特意驾驶一辆从苏联购置的吉斯-3NC115型防弹车来接周总理。

这种车是按照莫斯科的寒冷气候设计的，很难适应北京的夏天，经常自发一些故障，但是在杨金明的手上从来没有出过一点问题。

六月的北京城又下起了雨，路面湿滑。对于急忙赶路的周总理而言，这可不是个好消息，杨金明似乎感受到了总理的焦急，尽可能地快速行驶。

来来往往的行人给杨师傅增添了不少的麻烦，总理曾交代过雨天出行要多加注意，不能把水溅到行人身上，更不能撞到人。行车途中杨金明紧握方向盘，左右避让，低速地穿过人群。

驶达阜城门周围，杨金明终于松了一口气。这一区域，视野开阔、人少车少，是安全行车的最佳路段，杨金明心想终于可以赶下时间了，脚下也不由自主地提了一点速度。

谁知，很快就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故。

当行驶到展览路南口时，前面路南电车一厂的大门里晃晃悠悠地驶出一辆大卡车。

驾驶经验丰富的杨金明自然也注意到它，正常情况下卡车出门后右转和总理的车同向行驶，互不影响，所以他并未减速。

谁料想，在两车即将交会的刹那，卡车像反动派特务制造暗杀事件一样，突然左转逆向行驶，既不打迂回指示灯，也不鸣笛，直接就横在了马路中间。

在那间不容发之际，杨金明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鸣笛、点刹、换一档，向右急打方向盘避让，只见吉斯车迅速向右偏移，与卡车错开了一点

距离，忽然又见前面有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眼看就要撞上。

杨金明连忙又逆向避让，朝左打死方向盘，那卡车车身忽地在他眼前一晃，眼见着又要再次撞上卡车。

杨金明心中暗自喊道：“不好！”手上再次不停地打着方向盘，脚下猛踩刹车，吉斯车立即来了个180度大掉头，戛然停住！

一顿操作过后，吉斯车总算安全平稳来下，都说有惊无险，可这次对于车上的人们来说是“有险无惊”，“有险”的是一但撞上，车毁人亡，后果不堪设想；“无惊”的是车上的警卫人员事先都有应对意外的准备。

按照以往的习惯，周总理坐在后排的左侧，卫士成元功坐在周总理的右侧，警卫秘书何谦坐在副驾驶。

因此，在吉斯车将要撞上卡车时，何谦立即转过身来保护周总理，奈何与总理中间隔了一排活动椅，何秘书用不上力，只得绝望地叫了一声：“总理！”

成元功侧身用自己的右手和身体架着总理并用左手护住总理的心脏部位，同时双腿用力支撑，避免自己的重量落在总理身上。

周总理也在艰难地支撑着，准备迎接那剧烈的撞击，由于总理右手早年受过伤使不上劲，他的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虽然众人在吉斯车紧急掉头的过程中，失去了重心东倒西歪的，几乎摔倒在座位下面，但是谁也没有受伤。

这一切不得不归功于杨金明高超的驾驶技术，以及他临危不乱的冷静和高度的责任感，才使车上众人安然无恙。

而那辆卡车丝毫没有要停车慰问的意思，不打指示灯不鸣笛，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大摇大摆地又开回了那个院子，好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一样。

面对这样重大的事故，大家都愤愤不平，周总理却看了看表平静地说：“别耽误去钓鱼台，快赶路吧。”

杨金明听到周总理的指示，迅速检查仪表盘的各项指标，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随后车子又“飞”了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

接下来的这段路程，杨金明精神高度紧张，车子驶入钓鱼台大门时，周总理称赞他说：“老杨技术高，处理得当，避免了一场大车祸。”

为了赶时间，周总理总是要求司机开快车，出了这样的事，总理也很生气，但他还是不停宽慰大家：“是我叫开的，怨不得你们，但我是总理必须带头遵守交通规则，遇到红灯时决不能闯，我的车是不能撞人的。”

其实关于乘车，周总理还曾做过许多的规定，比如：雨天车子不能把水溅到行人身上；不能抢道；不能停在老人的车前面；不能让交通民警给予特殊照顾，等等。

这些不仅体现了周总理严于律己的高尚情操，还说明了他对北京交通管理的高要求，他曾不止一次说过：北京的交通管理，应该成为全世界中最好的。

下车后，周总理严肃地叮嘱成元功：“你去查查那辆卡车是怎么回事？弄清楚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

其实哪里用得着总理交代，若不是怕耽误周总理的行程，成元功早就下车，逮住那个卡车司机了。

成元功马上把情况告诉给北京市公安局，很快，事情就被调查清楚了。

02

原来，这次意外的罪魁祸首是北京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人，名叫张兴辰。他既无驾驶执照又不懂交通规则，只是私下在厂子里练习过开车，从来没有开车上过街。

那天下午，张兴辰手里没活，他以给卡车加油为由从班长那里拿到了车钥匙，将会不会开车的他犯了瘾头，他决定把车开出厂门，转一大圈过过瘾再开回来。

张兴辰想着阜城门一带车少人少，应该不会出啥问题，没想到，他刚一出门就遇上总理的车路过，吉斯车又长又重，方向盘很不灵便，加上是雨天车速又快，幸亏杨金明处理得当，才没酿成大祸。

当时的场景，张兴辰也被吓坏了，但是看到没发生碰撞，也没人下来找他理论，他便起了侥幸心理，在马路中间直接掉了个头，把车又开回了厂里。

直到警卫秘书找上门来，他

才意识到自己给厂里惹了麻烦，闯了大祸，非常害怕地等待着处理。

警卫秘书气不打一处来，当场大骂：“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而周总理也在关心着这个案子，当听到汇报结果后，他严肃地说：

“荒唐！怎么能随便开车出来玩，多危险。”（“荒唐”是周总理批评人最重的话语。）

一个普通维修工竟然能将厂里的车私自开出去，说明厂里的管理制度存在漏洞。

周总理随即让成元功转告电车厂领导：“要加强制度管理，没有制度不行，有制度不执行同样不行；对肇事者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严肃的批评和处理，决不能因为是遇上了我的车而加重处分，后续情况也得及时告诉我。”

周总理从来不直接插手或过问一个单位的工作，有事都是通过组织系统，唯独这次是个例外。

几天后，电车公司关于这次事故便有了落实结果，他们已经重新完善规章制度，并按照规章制度给予了张兴辰警告处分。

周总理得知这些消息后很是欣慰，可惜好景不长，

肇事者张兴辰很快就为他的行为付出了更严重的代价。

后记

多年以后，成元功在撰写回忆录时，又想起了这段经历，便去访问了原电车一厂的有关人员，本想找到当初那个肇事者张兴辰谈谈，了解一下他的近况。

谁知，电车厂长说：“他如今都不在了。”

“也是，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后来又去了哪里？”成元功问。

厂长惋惜地叹道：“67年后，厂里的制度和纪律都被砸烂了，管理也没人抓。一天，张兴辰检修电车时违规操作，没有切断电源就去俯身检修，不小心碰到了电源开关，电车突然启动从他身上碾了过去，没能救活。”

成元功不由的一怔：“又是违反规定操作，怎么又是他？当初的警告处罚是否过轻了？如果周总理尚在，我该向他如何汇报呢？他又该说些什么呢？”

谁都没想到，张兴辰受到处罚后仍然无视规则、破坏秩序，最终却是自尝恶果、命丧黄泉。

不论是遵守交通规则还是制度规范，说到底都是对我们自身的保护，只有严格遵守，才能发挥它更大的价值，希望同样的悲剧不要再发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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