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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宋年间,有这么一个人,他自幼熟读兵书,胸怀千军万马,到皇宫里和皇帝聊军事,聊古今用兵要略,侃侃而谈,议论宏焯,展现出极强的军事才能,直接把宋神宗聊成了自己的小迷弟,当场被任命为右班殿直武学教授,负责整理校对古代兵书。

他将古代武经《孙子》《吴子》等7本书校订完成,编成一套丛书,统称为《武经七书》。这套书被定为武学官书,相当于是军事学的官方教材,颁发全国与儒学诸经并列于州、郡学宫,遍置武学博士。直到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的教科书中,也还有这套书。据说美国西点军校也将此书列为经典教材。可见这套书是一部军事教科书中的不朽之作。
不仅如此,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的学习理解,他还亲自写了《何博士备论》《司马法讲议》《三略讲议》等教辅材料,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和新的理论,无一不成为宋朝重要的军事文献。尤其是《何博士备论》,文中对战国和五代的兴废成败,以及22个军事人物的领兵得失进行客观评述,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人物评论集。

这样一个人,就算不能名垂千古,那至少也能成为一代名将呀!只可惜此人一生坎坷,终其一生,最值得一书的官职大概也就是富阳县知县了。那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此人名叫何去非,字正通,建州浦城人,也有说是建安人。他虽然学识宏卓、满腹经纶,又廉劲踔悍、博学能文,是个很有才学的人。可惜考运不佳,连续六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失败了,与“十上不第”的罗隐可以说是同病相怜。没奈何,只得在京城里教书谋生。

何去非的第一个伯乐是曾巩。
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壬戌科举放榜。那一榜共录取进士445人,状元则是后来成为武侠界重要人物的黄裳。
在这么多人里面,曾巩独独看中了何去非。何去非也是进士,但不是一般的进士,而是特奏名进士。所谓特奏名进士,其实就是“不是进士的进士”。当时,宋朝的朝廷为了笼络那些屡次落第的考生,授予其特奏名进士,让其能出仕为官,不过他们大多都只能担任低级官员,几乎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元丰五年,曾巩任中书舍人,这个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已经打算退休了。然而,就在他办退休手续的前两个月,他居然发现了一个军事天才,于是连忙赶紧立刻推荐给了宋神宗。宋神宗听了也很感兴趣,于是立刻赶紧连忙让何去非宫廷对策。
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的那一幕。宋神宗对何去非的才学是充分认可的。但他认可的,是何去非在武学方面的学识,所以他授予何去非的官职是武职,这是何去非不愿意的。
虽然对军事方面有兴趣、也有天赋,但说到底,何去非是一个文人,文人都希望通过文职进入仕途。也许以后也可以像范仲淹、韩琦、王韶这样指挥千军万马,驰骋沙场边疆,但起点必须是文职。
在宋朝,文职与武职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升职通道。由于五代时期,武将篡国的事件屡有发生,赵匡胤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案例,所以宋朝官僚体系对于武将有着天然的恐惧感,于是长期存在“扬文抑武”的现象,即使像狄青这样的千古名将,也被文官迫害的抑郁而终。
所以,让何去非去当武职,他是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愿意。
但是宋神宗金口玉言,任命书当场生效。就算何去非不愿意,也没办法,除非当场退休。
所以,何去非在武职上做出了很多成就,官职也从右班殿直武学教授,升为左侍禁武学教授,后来又升武学博士(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武学博士),但何去非的内心是郁闷,甚至是痛苦的。
直到有一天,他结识了苏轼。
苏轼是何去非的第二个伯乐。
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何去非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与苏轼相识。苏轼是全天下读书人的偶像,何去非自然也不例外。惴惴地拿出自己写的文章,请苏轼老师雅正。苏轼看了之后,大为叹服,说“此班马也!”你完全可以跟东汉的班超、马援相媲美!你的文章笔势雄健,得楚汉间风力,可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你呢?你现在当什么官啊?何去非有点尴尬,说我现在当的是一个小小的武职。苏轼搓着手连声叹息,说可惜了,可惜了。
这个时候,何去非就趁机提出了想转文职的想法。苏轼听了,也十分认同,便立刻写了一道札子,递了进去。札子的题目叫《举何去非换文资状》,在札子中,苏轼写道:“去非虽善论兵,然本儒也,不乐为武吏。又其他文章,无施不宜,欲望圣慈特予换一文资。”
宋哲宗还是给苏轼面子的,就任命何去非为承奉郎,依旧担任武学博士。史书中说,“诏加何去非承奉郎,博士如故”。虽然官职没变,但是从武职转到了文职系统,何去非可以说是一尝夙愿。
这之后,何去非与苏轼就成为了好朋友。《四库全书提要》中说:“去非本以对策论兵得官,故是编皆评论古人用兵之作。其文雄快踔历,风发泉涌,去苏氏父子为近。苏洵作《六国论》,咎六国之赂秦;苏辙作《六国论》,咎四国之不救。去非所论,乃兼二意,其旨尤相近,故轼屡称之。”
由此可见,何去非和苏轼可以说是三观相合、文风相投,想不成为知己都难。
但是一年之后,何去非惹祸了。他为人本来就正直坚毅,不肯阿谀苟合于当时公卿,结果呢,又仗义执言,批评时政。祸从口出,被下放到徐州任州学教授。
十月十八日,苏轼得知这个消息后,很着急,连夜写了一个札子《进何去非《备论)状》,送进宫里,同时附上《何博士备论》这本书。苏轼说,这样一个大人才,你让他去当州学教授,那实在是大材小用,太可惜了。
苏轼将何去非推荐为馆职,可以充分发挥其军事上的才华,甚至在札子的最后说道:“若不如所举,臣甘伏朝典。”

为了何去非,苏轼真的是豁出去了。他是为何去非惜命,也是为朝廷惜才。但是,他的建议并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但是,他的建议还是起到了一点小小的作用。
很快,何去非有了新的职务:富阳县知县。
何去非到任后,察地理,解民情,他不仅体恤黎民,同情百姓,对于背井离乡的流动人口,设法予以安置,使之安居乐业,而且主持兴筑富阳石堤,抵御钱塘江潮水,方便交通。在富阳多有惠政。
部使者(皇上派来的钦差大臣)将此情上奏,改去非为通直郎(即管理交通的官),后又改为沧州通判。后来,皇上委以司农寺丞官职于何,但何去非心向百姓,多次力求外任,受到恩准,又改为庐州通判。
家乡的人管何去非叫“何天官”,意即朝廷命官。何去非的儿子名叫何薳(有时候写作何元),著有《春渚纪闻》。
何薳在《春渚纪闻》中写道:“先君(何去非)为武学传授日,被旨校正武举孙、吴等七书。先君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内有考证处,先以禀司业未服,服言,此书行之久矣,未易邃废也。又疑李卫公《对问》,皆阮逸著撰。逸常以草示奉常公(苏洵)也。”
一个如此杰出的军事理论家竟然蹉跎一生,这对何去非来说固然可惜,对宋朝来说又何尝不可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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