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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财政一直是一个谜,因为明朝给人的感觉是穷死的,但是明朝中后期世界白银又大量流入中国。但为什么还是穷死了。钱呢?
一般情况,钱只在三个地方,一个在大明朝廷也就是崇祯手里,一个在官宦士绅手里,最后一个在老百姓手里。但是最有意思的是,明末崇祯没钱,老百姓更没钱。所以,最后钱只能在官宦士绅手里。
这个要追溯到万历年间,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辽东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发兵抚顺,明辽东军饷骤增300万两,时宫内虽有积储,但不肯拨发。这个原因很简单,万历皇帝是一个典型的守财奴。为解决军饷不足,于是决定加征饷银,每亩加派3厘5毫,共增加赋银200多万两,称为“辽饷”。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后金和大明发生了萨尔浒之战,明朝惨败。从此,明朝由攻转为守。
崇祯元年也就是1628年,高迎祥揭竿于安塞,从这个时候开始,崇祯不止要面对关外的后金,还要面对关内的起义军。然而这个时候,明廷朝政腐败,全国饥荒连年,农民大声疾呼:“与其坐而饥死,何不盗而死。”
很明显崇祯没有解决问题,高迎祥不止没有被平定,在崇祯三年也就是1630年,又出来一个牛人张献忠。崇祯四年也就是1631年在陕西米脂走出来了一个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李自成。当然这个时候的崇祯还不知道,这几个人会把体弱多病的大明朝搅的翻天覆地。
由于明朝的财政问题及其严重,终于在崇祯九年也就是1636年,武生李琎奏请“搜括臣宰助饷”,也就是让官员出资,然而当时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没有同意,但是也没有将其逮捕审问。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年1637年,朱由检听从兵部尚书杨嗣昌的建议,在旧额田赋的基础上,每亩加粮六合,每年得银近二百万两,称为“剿饷”。
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崇祯面对自己的大臣,是下不去手的,但是对于老百姓来说,是不存在怜悯的。
也许这个办法用的比较奏效,两年后,也就是崇祯十二年1639年,廷臣议练边兵,杨嗣昌筹划,东而辽东、蓟镇,中而畿辅,西而陕西三边,共练兵七十三万。练兵需饷,遂于天下田土中,亩加赋银一分,计得七百三十余万两,这宗加派称作“练饷”。柿子捡软的捏,熟话说,再一再而不再三,但是崇祯又把这只黑手伸向了老百姓。
当然,这次崇祯也象征性的开始要求勋贵捐钱,崇祯十二年1639年,朱由检听从内阁首辅薛国观的建议,开始要求勋戚捐钱助饷。第一个被他开刀的是武清侯李国瑞,朱由检要求李国瑞不仅将应分给李国臣的20万两献出,而且另外20万两也要借给朝廷。李国瑞哭诉自己没有40万两,朱由检最后夺了他的侯爵,李国瑞在忧惧之下病死。
在百姓手里拿钱都是几百万两银子的收,到自己勋贵这里,几十万两都拿的这么费劲。
当然,百姓手里的钱可不是那么好拿的,最终在崇祯十七年也就是1644年,由下岗的役卒李自成带领额外缴纳三饷的百姓去紫禁城找崇祯,最后崇祯自缢煤山,最为讽刺的是崇祯最后却写出“皆诸臣误朕,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当然,在李自成没有打进紫禁城的时候,崇祯也紧急的催捐助饷,崇祯十七年三月也就是1644年三月,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时,崇祯皇帝最后一次催捐助饷,这次范围不仅是勋戚,还包括文武百官和大太监。但多数人都不肯多捐钱。周奎在朱由检哀求下捐了一万两,太监中最富的王之心也仅捐一万两。大学士魏藻德仅助银百两。有的官员则在家门上张贴“此房急卖”告示,或摆出破烂器皿家什兜售。朱由检干脆强行摊派,额定三万两,仅太康伯张国纪出到了两万。费尽周折,只凑齐了二十万两。
死到临头了,才二十万两白银,这个时候的崇祯应该忘了,崇祯十年的一道圣旨增加缴饷,一次就从百姓手里拿到了两百万两白银,崇祯十二年的又一道圣旨增加练饷,一次就从百姓手里拿到了七百三十万两白银。当然了,无论从百姓手里拿多少,崇祯最后都会写出“皆诸臣误朕,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
虽然,崇祯在最后求爷爷告奶奶的从勋贵及官员身上要来了二十万两白银,如果崇祯知道李自成从这些人手里拿到了约七千万两白银的时候,会是什么感想呢?也许他会更加肯定的他的想法,皆是诸臣误朕啊。
这就是崇祯的神奇操作,明明天灾频频,还不停的从百姓身上吸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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