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的人生轨迹与北宋时代画卷

本文转自：嘉兴日报

《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赵冬梅 著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本书以北宋史学家、政治家、一代大儒司马光的成长轨迹、人生经历、社会活动为核心，讲述了其生命所跨越的五个朝代的历史变迁，以及与其休戚相关的北宋政坛上如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包拯、苏轼兄弟等名臣的互动、恩怨与纠葛。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让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我固执地相信，就在那个时代，在宋朝内部，曾经存在着一种可以把这个王朝带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或者说，是很多因素的合力，这些因素包括：不那么强势的、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体，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

1043—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今称“庆历新政”。这是一次最为“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按照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但是，细读历史你会发现，“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展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存状态的尊重，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划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部分”，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他尊君、“尊民”，有他的改革措施、改革思路。1050年代后期的宋朝，有一种温和敦厚的、宽容的、向上的政治气候。我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这种气候，我承认我充满赞美之意，甚至为此甘冒损失历史学者理应保持的中立的风险。

在我看来，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宋史·仁宗本纪·赞》）——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背后是复杂的人性与更加复杂的利益缠斗。司马光和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对手王安石都是仁宗朝宽容政治的产儿。只可惜，这种宽容经这两个人的手走向了终结。宽容的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家，最终埋葬了宽容。

我一直在强调，这是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皇帝制度是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最大前提。让我们不带偏见地、“中性地”来看“帝制”。（节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