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推恩令号称无解阳谋，如果西汉藩王计划生育，能否破局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三十岁的汉武帝端坐于龙椅之上，用很平常的语气向大臣们宣布了一件事：

“梁平王刘襄、城阳王兄弟之间亲近慈爱，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封地分出一部分来给弟弟，朕特许之。”

他顿了一顿，接着说道：“自今而后，若有诸侯王愿意广施恩泽、分封子弟，必须先将奏章呈递朝廷，由朕亲自审阅并裁定其封号（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

原本，大臣们都以为这只是梁平王刘襄和城阳王家的一件私事，并未过多在意，他们出言纷纷附和汉武帝的决定。然而，他们万万没想到，这竟是汉武帝酝酿已久的一项大计划的开端。

元朔三年三月，汉武帝突然颁布诏书：“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

这条诏令，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千古第一“阳谋”——推恩令。

推恩令的颁布，在朝廷上下引起了轩然大波，大臣们开始意识到，汉武帝正通过这一系列举措，逐步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但等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为时已晚。

这一诏令的发布，标志着汉武帝削弱诸侯王势力的“推恩令”正式实施。

一、汉武帝的推恩令为何能成为无解阳谋？这三个前提条件缺一不可，很多人却忽视了。

推恩令被很多人誉为千古第一阳谋，它厉害的地方就在于把握住了人性的弱点。

在周朝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分封制的影响下，嫡长子继承制成为了主流。然而，推恩令打破了这个传统，它允许诸侯的其他子女也能分得部分权力和财富。

简单地说，推恩令让诸侯的子女们意识到，他们有机会获得一部分原本只属于嫡长子的权力和财富。

在权力和财富的诱惑面前，即便是至亲之人也可能反目成仇。推恩令在诸侯内部制造了矛盾和竞争，最终导致诸侯的势力逐渐被削弱，而中央集权则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但其实单单论推恩令本身的政策，它是达不到“千古第一阳谋”这么高的赞誉的。主父偃的推恩令并不是个新鲜玩意，它结合了西周时期分封制衡诸侯的思想和贾谊《治安策》中提出的分割诸侯的理念“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

从刘邦开始，汉文帝、汉景帝等先帝都曾尝试削弱或废除诸侯王的势力，但效果并不显著，甚至在汉景帝时期还引发了严重的七国之乱。那么，为何汉武帝能够成功实施推恩令呢？

之所以前人没做好的事情，汉武帝却能做成，离不开这三点前提，缺一不可：

前提一，汉武帝时期中央集权的强化为推恩令的实施提供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前提二，诸侯王势力的削弱为推恩令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汉武帝之前，诸侯王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对中央政府构成了一定的威胁。然而，汉武帝通过一系列的经济和军事手段，成功地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使得他们无法再与中央政府抗衡。

前提三，恩泽政策的巧妙运用为推恩令的实施增添了润滑剂。

汉武帝在实施推恩令的过程中，注重运用恩泽政策来安抚和笼络诸侯王及其子孙，使得他们在接受分封的同时感受到了皇恩浩荡。这不仅减少了推恩令实施的阻力，还增强了诸侯王对中央政府的忠诚度。

二、假如西汉藩王计划生育，能否破局？

既然推恩令的本质是“利益均沾”，有朋友或许会想：如果西汉的藩王们都坚决执行计划生育，确保每位诸侯仅有嫡长子一人，那么推恩令不就自然失效，无法再分割他们的领地和权力了吗？

这样的设想，初听起来似乎颇有道理，然而仔细思考后，便会发现其可行性极低，而且即便真的实施了，最终的结果也未必能如诸侯们所愿。

首先，我们需要明白一件事：古代孩子的存活率很低，即便是成年人的平均寿命也就三十多岁，有学者统计过，古代四百多位皇帝的平均寿命仅为39岁多。

连皇帝平均寿命都这么短暂，那诸侯培养一个继承人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我们首先要认清的是，古代社会背景下，生育问题绝不仅仅是个人或家庭的私事，而是与整个家族乃至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在那个时候，人的寿命普遍短暂，孩子的存活率也极为低下，即便是身份尊贵的皇帝和诸侯，也难以逃脱这一自然规律的束缚。

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藩王们不可能真的去实施计划生育了。在那个注重血缘关系和家族传承的时代，子孙的数量直接关系到家族的兴衰和势力的延续。藩王们如果自断血脉，限制生育，那无疑是在自掘坟墓，削弱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力。

如果有哪个诸侯只生了一个孩子，汉武帝可能做梦都会笑醒。

而且，退一万步讲，就算藩王们真的痛下决心，成功实施了计划生育，那也无法破解汉武帝的推恩令。因为推恩令的精髓在于“恩泽均沾”，其目的在于削弱诸侯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汉武帝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推恩令进行灵活的调整和应用。

比如，他可以将推恩的对象从诸侯的子嗣扩大到诸侯的近亲，这样一来，即便是独生子嗣的诸侯也无法逃脱推恩令的束缚。

即使藩王们没有兄弟姐妹可以分封，汉武帝也完全可以找到其他理由和借口来分割他们的领地和权力。例如，他可以借口藩王们的子孙不肖或无能，将他们的领地收归中央或直接分封给其他有功之臣。

虽然计划生育的设想看似能够破解推恩令的阳谋，但实际上却存在着极大的不可行性和风险。西汉藩王们如果真的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很可能会加速自身的衰败和灭亡。

三、诸侯王的失败不在于“推恩令”本身，而在于对手超前的战术：经济战、舆论战、心理战，招招致命。

从汉朝建国开始，外有匈奴人的频繁侵扰，内有诸侯王与皇帝之间的深刻矛盾，国家始终未能实现真正的安定与繁荣。

汉武帝登基后，面对日渐嚣张的诸侯王们，他深知这些诸侯如同一颗颗定时炸弹，潜伏在帝国的各个角落，时刻威胁着皇家的权威和国家的统一。

然而，汉武帝并非等闲之辈，他采取了一系列超前且高明的战术来应对这一挑战。在推行推恩令之前，他先是派卫青等将领击败了盘踞在黄河河套地区的匈奴势力，将这片广阔的土地并入中国版图，从而稳定了北方边境的局势。

这一举动不仅彰显了汉朝的军事实力，也为后续的内政改革创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紧接着，汉武帝又下令实施了一项重要的经济政策：将各郡各封国内家产在三百万以上的土豪乡绅全部迁居到茂陵地区。

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寝，这片地区位于陕西省咸阳市兴平市东北，也就是西汉政府的首都附件。

这一举措可谓一箭双雕，既促进了皇家领地的发展，又巧妙地削弱了地方诸侯的经济基础。通过这一政策，汉武帝成功地引导了社会财富的流向，使得原本分散在各地的经济资源逐渐聚集到皇家手中。

从这一政策中，我们不难看出汉武帝手段的高超之处。很多人可能会认为经济战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与古代农业社会格格不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管仲就已经堪称经济战的鼻祖。他提出的许多经济思想和战略，即便放到现在也不过时。而汉武帝显然深得管仲经济思想的精髓，并将其巧妙地运用到了自己的统治之中。

然而，汉武帝的经济战手段并未止步于此。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再次出手，下旨：发行白币。

这种货币非同寻常，它是由天子苑中珍稀的白鹿皮精心制作而成，每一枚都显得尤为珍贵。

然而，白币的昂贵价格却让人望而却步。一张白币的价值竟然高达四十万钱，这对于当时的诸侯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要知道，即便是地位显赫的“千户侯”，他们一年的租税收入也不过二十万钱。这意味着，想要获得一张白币，诸侯们需要掏出近乎两年的租税收入。

那么，为何诸侯们还会购买这种价格昂贵的白币呢？原来，白币虽然在经济上的实用价值有限，但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却具有无法替代的象征意义。它是王侯宗室朝觐聘享时的必备之物，是彰显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换句话说，如果哪个诸侯没买白币，那汉武帝完全可以拒绝见他。

对于那些想要维持声望和地位的诸侯来说，他们不得不掏出几乎两年（或者更多）的租税收入来购买一张白币，这对于诸侯们的经济实力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削弱。

紧接着，元鼎五年（前112年），汉武帝又以祭祀宗庙为由，要求列侯献酎金助祭。

酎金，是汉代诸侯于宗庙祭祀时随同酎酒所献的黄金。按照汉朝的制度，每年八月在长安祭祀高祖庙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照各自封国内的人口数量献上黄金作为助祭，这被称为“酎金”。具体来说，封国人口每千人要贡金四两，如果余数超过五百人，也需按千人的标准四两来贡献。这些黄金会由专门的机构——少府进行验收。

然而，这并非一次简单的祭祀祖先的仪式，而是汉武帝精心设计的一场政治较量。他以酎金的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作为借口，严厉地惩罚了那些未能达到标准的列侯，一举废掉了106人的爵位，占当时列侯的半数。

正是这一系列的经济战策略，使得汉武帝在与诸侯王的较量中占据了上风。而那些诸侯王们，虽然拥有一定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但在面对天子如此高明的经济打压时，却显得束手无策。他们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经济实力被逐步削弱，而皇家的权威则日益增强。

汉武帝实施推恩令的背景和前提准备是充分而周密的。他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和经济布局，削弱了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

因此，可以说诸侯王的失败并不在于“推恩令”本身，而在于汉武帝超前且高明的战术：经济战、舆论战、心理战等多方面的综合施策。

这些策略相互配合、相互促进，使得汉武帝能够牢牢掌握住与诸侯王较量的主动权，并最终取得胜利，这些举措不仅为推恩令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汉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也充分展现了汉武帝作为一代雄主的智慧和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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