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以后为何再无一个统一王朝建都开封

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三月初九，宋太祖赵匡胤带着一大批文臣武将，到洛阳祭祀父母。此时，整个南方地区基本平定，南唐后主李煜也被俘虏到了开封。

赵匡胤在永安陵举行了盛大的祭祀仪式，向父母禀告自己的业绩，也诉说了自己在统治国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祭拜完祖先后，赵匡胤便登上了阙台，亲自向西北方向射箭。

赵匡胤为什么偏偏选择了西北方向？因为西北方向有两个劲敌——北汉和辽国。这是他至今没有拿下的两个政权。

举行了这些仪式后，赵匡胤才对众人说，等我百年之后，也将我埋葬于此地。

此地即为巩义，北宋共九位皇帝，除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死于五国城外，其余七位皇帝均葬于此，加上开国皇帝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和杜氏的合葬墓，统称“七帝八陵”。

巩义这地方十分符合北宋王室的建陵要求。宋代流行“五音利姓说”，赵姓属于角音，对应“五行”中的木，木生东方，阳气在东（开封），赵家皇帝必须在西方安葬，且陵地需要东高西下。而巩义东南多山，且西有洛河北流，注入黄河。南山北水，山高水来就福贵不断，是不可多得的皇家茔地。

不过在先秦时期帝王的陵寝多在都城内，秦以后多在都城外附近，而宋朝却将作为首都象征之一的皇陵不按照常规设在首都开封郊外，而是西北的巩义。赵匡胤为何这样说，是否已经感觉大限将至，众人不得而知。六月后，他便在烛影斧声中暴毙了。

祭祀完毕，赵匡胤并未急着回东京汴梁，而是住在了洛阳，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这让随行的文武大臣一头雾水。

赵匡胤住在洛阳不回汴京，到底是为什么呢？

其实，此时的赵匡胤有自己的打算——考虑迁都。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国号为宋。宋朝对首都定位问题进行了长期讨论，开封、长安、洛阳各有优劣，一时难以定夺。于是，宋沿袭后周，暂以开封为首都，以洛阳为陪都西京。

古代，定都历来是开国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不仅需要从当时全国政治形势和经济发展状况考虑，同时也必须从国防状况考虑。都城不仅是国防保卫的最终对象，而且是国防的最高指挥中心所在地。因此，都城与国防有着紧密的关系，都城本身就是国防体系中关键的一环。

宋以前的秦、汉、隋、唐都成功地处理了定都与国防的关系。他们一方面依阴山、燕山一线险峻山势修筑长城，沿长城线屯驻重兵把守，构成一道天险与人防相结合的坚固防线，守可阻挡游牧势力的南犯，攻可出兵争锋于漠北。另一方面，将都城设置于接近御北前线，占尽了防御上的地理优势，安全得到了可靠保障，并使定都于此的王朝可将更多的力量投入前线，这就极大地增强了御北国防。

中唐以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以及国防形势的重大变化，国防重点逐渐从西北转向东北，都城的进一步东移，势在必行。所以五代时期开封便成为新的政治中心。

北宋舍弃周秦汉唐传统都城洛阳、长安而定都开封，实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一大转变，但由于军事地理形势上开封外围无险可凭的劣势，建都开封很快暴露出一系列问题。

定都开封主要是基于江淮漕运便利的考虑，及其对“中原之中”核心地缘政治的盲目乐观。但是赵匡胤生于洛阳的夹马营，深知洛阳和开封作为首都的优劣。开封无险可守，一马平川的地势使王朝帝都处于无险可守的危险境地，而洛阳却固若金汤。

但当赵匡胤提出迁都洛阳时，却遭到了臣下的反对。迁与不迁的理由都很充分。反对迁都者认为“汴京得运河漕运之利”，有通往江南之便，依靠便利的漕运接济京师，可以供养庞大的官僚机构和禁军。赵匡胤则认为，城中所需物资全靠水路由外地运送，万一开封被围，后果难以想象。

群臣的谏阻都不能动摇赵匡胤迁都的决心，可是他的弟弟赵光义的一句话把赵匡胤给彻底堵了回去。赵光义说：“在德不在险，何必一定要耗费民力迁都呢？”一句“在德不在险”让赵匡胤哑口无言，只好长叹“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于是赵匡胤一方面选择开封为都城，另一方面在地方尺度层面上进行了弥补，如加固城防、增设瓮城和马面、设大量禁军镇守。他坚信这种平衡能够弥补缺陷。因为赵匡胤已经预感到开封将使国家付出的人力、物力代价将是难以估量的，必然导致财政与国力的贫困。只是不久太祖因病驾崩，迁都之事暂时不了了之。

北宋开封定都主要是想凭借开封位处“天下要冲”的方便交通条件和濒临东南赋税中心区的地理位置，实现其“居中原制天下”的战略意图。但开封地处黄河中下游平原，周围地势平旷，无高山大川之险，历来为四战之地，军事上无险可凭。为弥补开封地理上不利防御的弱点，确保国都安全，北宋只得集重兵拱卫京师，即所谓“以兵为险”。

事实也正如赵匡胤所预料，北有辽国虎视中原，西北有西夏图谋东寇，为了完成全面防守的兵力部署，北宋不得不大肆扩军，陷入越怕打、招兵越多的恶性循环。禁、厢军人数从37万到超过100万，即使在和平时期也很少裁军，形成严重的“冗兵”现象，巨额的军费就成为北宋财政的最大包袱，从而削弱了北宋的国力，并促发了北宋中期的财政危机。

北宋的河北防线形同虚设，辽骑任意横行于河北、山东的许多地区，甚至开封也时常被敌军骚扰。

北宋一朝常面临一种两难境地：对开封形势的不足都有所认识，真宗、仁宗等皇帝多次提出迁都动议，却又因循赵宋“家法”，迁就漕运而不敢改变现状。

公元1004年，号称20万的辽军大举南攻，如入无人之境，仅用两个多月就打到黄河北岸，北宋最终付出巨大代价——澶渊之盟，才换得辽军北撤。澶渊之盟后，宋真宗曾几次西巡洛阳，许多人鉴于不久前的教训，建议迁都于此，但宋真宗未能审时度势，权衡利弊，既安于开封的优越条件，又寄希望于议和条款，拒绝了这一请求，由此犯下一个严重错误。从此陷入苟且偷安的泥潭，而不可自拔了。

西京洛阳在北宋时期的三个陪都中，地位最为崇高。考虑到开封地理上不可消弭的缺陷，北宋统筹安排，扶持洛阳，计划一旦开封沦陷败亡后，还有西京洛阳可以守持，大可不必惊慌。

然而，这非但没有根除危机，反倒因强干弱枝的驻军政策，使边关无御侮能力，危机更加严重。

客观的说，定都开封之初，对于推行基本国策，稳定政权，发展经济，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开封定都的不利因素逐渐暴露出来，并在北宋中后期引起一系列严重后果。

特别是的“宝带”汴河经常发生的水患，始终是悬在开封头上的双刃利剑，严重影响到开封的安危。为解除汴河对京师造成的威胁，北宋一朝曾多次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治汴，但收效甚微，未根除水患。北宋后期，汴河疏浚制度渐废，泥沙淤塞日趋严重，加上漕运转搬法改为直达法，致使流弊滋生，漕路不畅，运力大减，命脉即断，造成国家民贫财竭，再加上燕云十六州始终无法收复，华北大平原坦荡如砥，全靠黄河天险为最后防线，根本无法凭险抵抗，遂有“靖康之难”的发生。

1126年闰十一月，金兵迅速攻破西东两京，第二年四月，金军再次攻破开封，俘虏了宋徽宗、宋钦宗父子及大量赵氏皇族宗亲，城中公私积蓄为之一空。

北宋至此灭国。开封的地位由是江河日下，日渐衰微。

北宋以降，再无一个统一王朝建都开封，大体上也正是吸取了北宋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