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社保，最该听的是骑手意见

骑手社保问题纷纷扰扰多年，随着京东和美团相继推出各自的解决方案，终于迎来了破局的曙光。

“京东方案”当然是“五险一金”，“美团方案”则是养老保险直补。

这两种方案背后，呈现的是不同的制度思路：用“大而全”的保障来覆盖少数人，或者是用基本保障来覆盖绝大多数人。

两种改革，都需要在市场中试错检验。

但这关乎是一个涉及到1000多万外卖骑手的公共政策，所以也有必要回到骑手实际，来分析两种方案的分歧。

01

全职和灵活的冲突

京东给全职骑手办“五险一金”方案此前备受舆论期待。按照很多“热心人士”的想象，骑手从灵活就业转为正式职工，享受“五险一金”的福利待遇，从此过上了朝九晚五的幸福生活。这不就是现成的正解吗？然而，骑手们并不这样认为。

近期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不少全职骑手的吐槽声音：

首先是“干全职”更累。进了“全职小队”就得按照考勤制度排班上工。每周六天，每天需保证跑单10个小时，在线时长能到12小时。

还有就是赚钱少了。进了“全职”有了固定排班，就不能“挑三拣四”了。骑手只能接受系统派单。有骑手吐槽，“全是垃圾单，连跑都不想跑了”。

有骑手说，全职前跑完整的午高峰，就能赚300元。全职后，跑了十小时也是赚了这么多。最终总结性吐槽“虽然给你五险一金，但是你收入上不去怎么办？你要是少一点，那也差不多，但事实上直接腰斩了”。

或许“收入直接腰斩”“全是垃圾单”是骑手的情绪化表达，有点夸张，但是“五险一金”的代价是现金收入减少应该是实情。

这当然不是京东有意使绊子，而是“五险一金”绑定的全职化，和骑手岗位“八字不合”。

骑手“转全职”意味着放弃了自主性、灵活性。这不是企业要苛待员工，而是“企业职工”的传统管理模式不可能容许平台就业“散养”。比如“抢单”，本来都是独立跑单，抢单竞争很正常。转为“企业职工”后，这种“个体竞争”就成了内部管理的不稳定因素，必须加以抑制。想跑就跑、想休就休的自主选择，就更不可能了。更不用说多家平台之间比价、比量的“反复横跳”了。公司派的单子再少，全职骑手也得朝八晚八耗着。

这种“稳定全职”对很多“散养”惯了的骑手，不仅是难以适应的束缚，也是现金收入减少的直接损失。

不可否认，骑手中确有一部分急切期盼“全职化”绑定五险一金的，大龄骑手可能更容易接受这种方案。

但全职毕竟只是覆盖少数人。从京东的进度来看，3月份宣布签约了1万名全职骑手，这两天又宣布又要再签约5万全职骑手，算下来到六月底就有6万全职骑手。但京东外卖有130万骑手，剩下的124万怎么办社保，似乎被忽视了。

而且，实际操作角度考虑， “全职方案”也很难实现。按照测算， “兜底”五险一金的总成本，是2.5万元/人/年，要给130万骑手都兜底就要300多亿/年的成本，而整个京东集团的净利润也才四百多亿。

包括前两天一个流传出的京东内部会议视频中，刘强东也亲自表示，没有能力上来都把所有外卖员交五险一金，只能先把一小部分全职的五险一金给他交了。

可以想见，即使强力推行，“五险一金”最终也只是少数骑手的福利，与大多数骑手无缘。不具备普惠性的社会福利，等于没有福利。因此，解决骑手社保问题，要换个解题思路。

02

“参保补贴”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4月3日，骑手社保的“美团方案”正式落地，目前正在江苏南通、福建泉州两地试点。

“美团方案”解题思路出乎意料的间接——发补贴。对当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且近6个月有3个月满足该条件的骑手，美团以缴费基数下限为基准，补贴50%的费用。

对标“五险一金”，美团方案的“缺陷”明显。标准不高，也不够稳定。直接补贴给骑手，而不是传统的代扣代缴，“社保控”肯定是不满意的。

可是，这些看似“缺陷”的特点，正是看点。广度而非深度，强调灵活而非稳定。而且是算明账，花“明白钱”。

缴费基数和纳入标准的门槛足够低，只要认真跑单的都能有，覆盖面广。

补贴计算方式高度透明，且直接打进骑手的银行账户，由骑手自主安排，既符合骑手流动性大、养老地点不确定的特点，也避免了复杂、不透明的代缴操作，提高了骑手缴纳社保的意愿。

这种灵活就业参保补贴的方式，满足了不同骑手的需求。

现年27岁的高鹏干了四年骑手，目前在泉州跑外卖，每个月收入在6000至8000元。高先生正是花钱的时候，现金收支较为紧张。老家有房贷，还要还车贷，他还买了两份月缴保费600元的重疾险，每月固定支出近5000元。高鹏认可平台补贴缴纳养老金一半的方案，但也坦言在这个年纪考虑养老金的事情还有些过早，准备计划在三年车贷还完后开始缴纳社保。

南通本地骑手葛鹏鲲，跑了六年外卖，之前一直以灵活就业的方式交养老和医疗保险。他表示“不管平台补不补贴我还是照常交那么多钱，但是有了平台补贴我以后退休的待遇会好一些”。

另一位南通骑手刘峥嵘跑了六七年外卖，交过一年新农合保险。他表示，“以前没考虑交社保，希望手上现金多一些。如果交的话，每月自己最多出六七百块钱。自己先缴费，公司按50%比例补贴，也可以。相比公司签劳动合同代缴社保，自己先缴公司补贴可能更好，因为众包一周发一次工资，公司代缴看不出缴了多少，自己缴费心里有数”。

这三位的情况在骑手群体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年轻的高先生有保险意识，相比为时尚早的养老问题，他更看重疾病风险。补贴帮他缓解了现金压力。

葛先生此前就自缴养老保险，补贴增加缴纳的锦上添花。

刘先生的情况较为极端。原来因公司代缴“看不清”的顾虑未办理社保，补贴让他“心里有数”。

如果用“五险一金”的全兜底方式，三位骑手众口难调，各有各的不满。高先生显然不愿意强制缴费，那会让他的现金压力更大。葛先生则是需求不大，积极性不高。刘先生还是腹诽公司代缴“看不清”。“参保方案”的“半兜底”至少能让他们都接受、都能直接受益。

要知道，骑手群体以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相比缴费标准更高的“五险一金”，他们更看重现金收支的平衡。

骑手流动性强的特点也决定了，他们需要的社保方案，不是绑定“全职化”的水月镜花，而是算得清、拿得到，人人有份、实实在在的收入增加。

给骑手办社保，要设身处地为骑手的切身利益着想，而不是抱着“为你好”的心态生搬硬套。

03

被道德高调绑架的公共议题

骑手群体对“全职关系五险一金”“灵活就业参保补贴”大相径庭的反馈，并不让人感到意外。

用脚趾头想都能想明白，“五险一金”硬套灵活就业群体，本就是削足适履。灵活的就业，铁打的社保，天生不适配。骑手是平台经济催生的新就业，具有高度的灵活性。有见缝插针跑跑单的兼职，也有随时准备另谋高就的过渡性就业，还有赖以为生的高频骑手。这些“角色”之间也不是泾渭分明，有兼职干成专职的，也有专职的下个月就找别的工作的。这种高度灵活的新就业方式，无法套用传统的“雇主—雇员”的两分法。

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国外就有失败经验。

2021年西班牙政府通过《骑手法》，明确配送公司与骑手之间的是劳动雇佣关系，大幅提高了企业的福利负担。结果，在该法案生效的几天前，英国外卖公司“户户送”（Deliveroo）宣布将退出西班牙。这是典型的“好心办坏事”，为骑手谋福利导致骑手下岗。

与之相反的是新加坡《平台工人法案》，该法案将平台工人划分为既不属于一般雇员，也非自雇人士的第三类劳动者。在法理上给界定了平台新就业劳动关系。尽管该项立法也增加了企业成本，2025年1月日正式生效后多家网约车平台先后宣布涨价。

由此可见，解决骑手社保问题不是唱唱道德高调能解决的，而是涉及平台、骑手、消费者多方利益平衡，更要有促进平台经济发展的务实考量。

中国的平台经济发展在全球名列前茅，有更多的成熟经验，具备率先解决骑手社保问题的条件。实践中，中国的平台企业在工伤保险上也有成功的先例。

但是，骑手社保问题上，真实的骑手声音被“道德高调”淹没了。在“霸总”带领下，不少舆论也开始扛着道德大旗，对骑手社保问题上纲上线。他们真正关心的，不是骑手是否想要“五险一金”，而是在这个议题中凸显“他们有五险一金”的身份优越感。

年轻的骑手群体并不是蒙昧无知、没有自我保护意识的“底层弱者”。他们有能力合理规划人生，也有能力在涉及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权衡利弊做出正确的选择。

“道德旗手”大可不必越俎代庖，全民福利也不可能“大鱼大肉”。超出企业实际承受能力的高标准不可持续，不符合劳动者真实需求的强制做法不受欢迎。这些都是道德高调无法遮蔽的事实。

“让少数人吃好”的面子和“让多数人吃饱”的实惠之间该怎么选，最终还应该由骑手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