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学术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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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李珊珊

近年来，中国的顶尖大学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直线上升，论文发表数量飙升。但与此同时，中国也已成为了撤稿率最高的科研大国之一。根据《自然》杂志的报道，仅在2023年，就有大约14000篇论文被各种英文期刊撤稿，其中四分之三涉及中国合著者。

为什么学术不端行为屡禁不止？除了个人道德因素，一群香港学者认为，管理机制所存在的问题是更值得我们思考的。因为，学术不端的背后，是研究者所面临的压力与诱惑。

2024年，Research Ethics杂志发表了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Xinqu Zhang与其导师犯罪学家Peng Wang的一篇论文《中国科研不端行为：制度分析》（Research Misconduct in China: Towards an Institutional Analysis）——这篇论文是基于Xinqu Zhang在2021年和2022年对三所“双一流”大学的教职员工和管理者进行的访谈的一项针对学术不端成因的研究。

随后，《自然》杂志以“中国的精英研究人员表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犯下不端行为”为题，报道了这项研究。

在那篇报道中，Peng Wang提到：一些中国的大学将全球的大学排名视为一种必须要赢的游戏，“随着（赢的）指令在机构层级中向下传递，这些机构的绩效压力也随之增大。大学各部门为学者制定了具体的、难以达到的论文发表标准，达到了，他们才能获得晋升和获得终身教职。”

两位作者认为，这种从上到下的压力与诱惑，而非单一的研究人员的道德因素，才是飙升的学术不端行为的罪魁祸首。

著名的学术打假侦探伊丽莎白·比克 (Elisabeth Bik) 表示：这篇文章让我们“瞥见了研究人员在从事不道德行为时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内疚”。

在《自然》的报道中，大连理工大学的研究科研诚信政策研究者王飞表示：（虽然并非全部情况），但作者在描述机构压力和科研不端行为之间的关系时“一针见血”。

但也有研究者不同意该项研究将学术不端的原因归结到为“双一流大学”建设等高等教育发展计划，因为，科研不端行为不是“双一流”建设的结果，而是“对科研诚信教育重视不够”的结果。

对于这篇对中国学术不端行为的“一手资料”的质性研究，访谈了些什么人，得到了什么样的信息，有什么样的启发与局限，文章的第一作者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博士生Xinqu Zhang向《知识分子》描述了当时的研究经历。

以下为Xinqu口述：

国内学术不端的成因研究是我的博士论文的一部分。

在这项研究开始时，通过文献综述，我发现有学者将学术不端这种“越轨行为”看作“白领犯罪”。这是最先由Sutherland在1940年提出的一种犯罪形式，其核心概念是“在职业中的高地位人物实施的犯罪”，换言之，这种类型的犯罪主要集中于精英阶层，表现形式通常为组织内部贪污受贿造假等。而大学作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教职员工作为知识分子的一个群体也属于精英，上述概念因此也可以应用在学术不端行为和学术腐败的分析中。从这个意义上社会学和犯罪学的理论在学术不端这个题目上联系在了一起。

研究采用了质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访谈方式收集数据。整个访谈在2021年到2022年之间完成，我们选了三所高校，刚好是双一流排名当中头部、中部和尾部的三所高校。当时这样的选择是因为，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头部学校，我们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

访谈由我独自完成，每次持续30分钟到1小时不等。做这些访谈之前，我要依靠学校里的“中间人”，帮助我去联系这些受访人。在联系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突发状况”，其中之一就是人文社科领域学者们对受邀接受访谈的反应。

因为我自己的研究集中在社会科学方向，最开始考虑的就是去访谈相关学科的老师，但绝大部分潜在人选用不同的理由拒绝了邀请。有一位我比较看重的、很重要的潜在受访人很直接地告诉我，说学校对老师的言行是有要求的。因此，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没法接受我的邀请。

这点其实我和导师并不意外。即使我们的研究计划通过了港大的科研伦理的严格审核，并且对受访者信息进行严格保密的，因为对不必要麻烦的考虑，我们都无法说服这些学者。所以，后来我们就转向自然科学学者了。

幸而，接受邀请的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们对接受访谈持开放态度，甚至他们的表达欲会（比我想要的）更强一些。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很多，对外人会有不吐不快的感觉。正好参与访谈给受访的学者们提供了一个平台，他们可以把一些经历、思考拿出来分享。作为入行不久的博士生，我还是非常感谢这些老师们接受邀请的。

No.1

造假者的愧疚之心

现在来看，召集受访者是这个研究最大的难点。最终总共有大约30位处于各个职业阶段的高校老师以及不同层级的管理者参与访谈。虽然受访者数量不多，但涵盖的群体有足够的代表性，而他们在访谈时提供的信息已经足以说明一些情况了。

访谈这些老师的时候，我除了对基本学术背景进行提问之外，也讨论了他们所在学校对发表文章数量和教学的要求等方面。绝大多数的老师表示，教学跟发表论文比起来已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这个研究中包含的三所学校都会要求完成很多课时，这是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在作为高校教师必要的工作。

在访谈过程中，很多受访者很坦诚的承认自己有过学术不端的行为，并向我表示了心中的愧疚。

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认为，学术不端的归因在某些具体情境下确实跟个人品德的关系不大，毕竟他们可能是迫不得已。我个人的这种看法也是基于大量的案例产生的。大规模频发的学术不端行为，更多的问题可能来自他们工作上的种种发表压力，这种压力导致了这些老师们在极端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些极端的方式去完成任务。

访谈中，一位高校管理者介绍：“我们承认学术诚信的重要性，我们要求所有教职员工遵守研究伦理。然而，正如中国古语所说，“水至清则无鱼”，我们在识别和惩罚研究不端行为时不应过于严格，因为这会妨碍老师们的科研效率。”

有位有“帽子”的受访人，因为是海归身份，在入职不久就拿了好几个“帽子”，目前是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那位老师非常高产，对科研和教学非常认真。据我所知，他自己一个人现在有5个不小的研究项目，并且亲自带领研究团队。

我跟他谈到了帽子，因为一般认为，帽子作为保护，可以帮助一些大咖躲过监管，但到了我采访的这个学者这里，他并没有提到帽子的便利，反倒提到了这些头衔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让他觉得很有压力。

因为“帽子”不光是个人的的，还是他所在的机构的。有了“帽子”，机构会以学者们的名义去建立更大的研究团队，拿更多的资源，而他们对某些情况甚至是不知情的。因为团队人数最终可能会变得异常庞大，光靠有“帽子”的研究者本人亲自管理学术诚信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个大团队里的某些人参与了学术不端，大咖们自己未必能及时发现，但是出事之后他们就得首当其冲背锅。

总体来讲，就是“帽子”为学者们带来了更多的科研项目，但是他们自己一个人掌控不了全局。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有些学术不端去复盘调查时，都说是手底下人出现了这个问题，帽子学者不知情。这是那位接受我访谈的学者特别担心的，他怕自己会是团队里对学术不端行为最不知情的一个。

访谈过程中，我接触到了比较主流的学术不端的类型：论文工厂、买数据、造数据、不当署名，甚至贿赂期刊编辑等等。

我访谈了一位“学霸”硕士生，在读研期间曾经自己一个人独立完成了导师一个相当重要的研究项目，包括做实验、写文章和最终发表。但最后署名他只排到7作，前面是他的导师、导师的亲信、关系户。这个学生跟我说：“原本对学术圈的这种事情有所耳闻，没想到现实比他了解得更黑暗”。去年几个比较知名的学生举报老师案例能体现这点。

而高校对学术不端的“默许”和“放纵”，则几乎是变相鼓励了这种行为。有受访老师告诉我们：（采用论文工厂的资料发表论文）“晋升为副教授后，我担心自己的不当行为会被其他人报告给大学。然而，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有发生。我猜（学院和系）领导想补偿我对大型项目的贡献从而对我（不道德研究活动）视而不见”。我在文章中也提到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大家对学术不端持反对态度，但为了大方向，比如学校排名等等，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受访者提供了各种说法，比如“把这个文章发出来，具体情况具体去处理，不一定要斩尽杀绝”；再比如，最常听到的“水至清则无鱼”，“得饶人处且饶人”等等。

我访谈的一些管理者，自己也要做一线研究工作，也有指标要完成。但现实是他们很清楚自己的能力，根本完不成他们给手下老师们定下的要求。所以有些人为了通过考核进行学术不端。他们的把柄院系老师们都清楚，大家处于一种心照不宣的状态。甚至管理者有时还会私下鼓励老师们跟期刊编辑搞好关系以期“快速发表”。

No.2

模糊的目标与“层层加码”的考核体系

我看过《知识分子》的很多文章，好像大家更倾向于把目前学术界的这些情况归因为数字指标，这可能是科研管理体系表现的最明显的问题，比如：要求老师必须在考核期内发表多少篇文章，发表多少篇SCI或者是国内核心等等。但我们的想法是，如果把所有问题或者主要问题仅仅归结在数字上，只是反映了一个表面的问题。更深层次的，比如：为什么我们要实施这样的数字化考核，以及这些数字的要求是如何确定的？这都是我们想要解释的问题。

我们在论文中提到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另一个原因归结到了机制导致的“层层加码”。

中国的主流高校大多是公立的，当管理部门对高校提出目标，那么接下来的操作步骤通常是从上往下分解任务，不同层级的学校领到各自的任务并完成，然后从下至上汇报。我和我导师的另一篇关于高校管理的论文对这方面进行了讨论。

这套科层制的运作机制的一个核心是指令的模糊性，比如说，“双一流大学”建设中的“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究竟什么是“世界一流”，要如何“先进”，具体的标准是什么？要如何来衡量？其实都比较模糊。

这种模糊性在中央财经大学（当时）的智强教授2017年发表的一篇对于863项目的研究中曾经提出过，在我们的访谈中，也多次感觉到了这种模糊性。

模糊带来了巨大的自由度：它给予了执行者足够的空间去实施他们认为合理的政策和措施。只要实施过程中没有给最终结果带来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可以“无所不用其极”。而且，经过多次内部会议讨论，建设“双一流”的目标已经体现在具体的大学政策中，核心就是提高高校在全球主要大学排名榜单中的位置。因为论文的发表是影响和决定大学和学科排名的关键因素，所以论文发表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政策核心。

但因为目标仍然是模糊的，要达到什么程度（排名的位置）才算是完成任务要求。为了避免因目标未能实现而受到指责，高校们就普遍采取了一种“层层加码”的策略，高校把任务加码分解到院系，院系把任务加码分解到每个老师。

从一定意义上，目前中国大学的“非升即走”制度，撤换表现不佳的研究人员，并采用更严格的标准去评估教职人员，尤其是青年学者的论文发表量，也都来源于此。对高校而言，完成任务是第一位的。

这些晋升标准是不可谈判的。正如一位高校管理者所解释的那样：“他们（教职员工）对晋升标准有意见，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别无选择。大学已经设定了目标，无法改变。如果有人不能满足（关于发表文章的）标准，我只能建议他们尽快离开。”

访谈中很多老师在学生时代就立志学术，想留在高校，但考核的压力可能会让他们丢掉这个机会。过度的压力使这些学者们的身心健康出现问题，很多人在访谈时都提到了这点，但学校不会因为身体原因就给予时间上的宽限。于是，正是这些特别想好好做学术的人，为了留下来，就只能去寻找一些捷径，给自己争取时间来休息恢复。

比如有个老师跟我讲，他只有三年时间完成考核，但中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去治病，为此，他曾经向所在院系提出过申请，问能不能宽限一段时间，算病休，但学校拒绝了，要求必须在既定时间内完成指标。于是他只好找写手，买数据，先把文章投出去，甚至还要再找关系，把文章发出来，虽然杂志不是很好，但至少考核够用了。

很多人在跟我讲到自己的学术不端行为的时候，最后会加上一句：“我知道我做得不对，但这不是我的本意”。虽然上面这些说法可能只是在给他们的不端行为找理由，（让那些行为）听上去更合理，但是如果其他学者身处他们同样的位置，同样的境况下，会不会也要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去达到这种压力极大的目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