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收养六十年 养父母去世后兄姐说她是“佣人”

本文转自：西宁晚报

被收养后，为报恩情，她将自己视为家庭一员，数十年如一日，为家庭尽心尽力。

养父母都去世后，她竟被兄姐告上法庭，要将她逐出家门，称她只是家里的“佣人”。

这一次，一向忍让的她，决定为自己争一个名分……

互相体谅的“一家人”

林女士是十几岁时被送到养父母家的，那还是20世纪60年代的事。

那时，大家的生活条件都不太好，林女士出生在北方农村，父母务农的收入本就不高，家里已经有了几个孩子，而林女士生下来就患有严重的先天性疾病，需要长期治疗，这对林女士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幸运的是，林女士有个伯父长期在上海工作生活，已经结婚有了孩子。他和林女士的父母商量，由他将林女士带到上海去和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既方便后续的治疗，也能为她提供更好的成长环境。

于是，从那年起，林女士便搬进了伯父在上海的家中，与伯父一家一起生活。

林女士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她因为身体孱弱无法外出工作，但力所能及的家务她统统包揽了下来。

如此日复一日，伯父成了她口中的“爸爸”，伯母则成了她口中的“妈妈”……

尽力弥补的“遗憾”

时光倏然，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林女士已是年过五十的中年人。

此时伯父年事已高，健康状况不佳，但他心中却始终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和林女士始终只有父母子女的名分，却没有办过收养手续。因此，伯父常常提起，希望能将林女士正式收养为女儿。

然而，收养一事还未着手落实，伯父便突发疾病不幸去世了。

为了弥补这个遗憾，由伯母牵头，召集了家里几个孩子及林女士的父母共同商量此事，但一开始就遭遇了困难：彼时林女士已年逾五十，按照当时的法律，她已经过了能合法办理收养手续的年纪。即便林女士的年龄符合要求，伯母也不符合当时法律规定的收养人条件。

无奈之下，伯母只能退而求其次。

她先是与家里几个孩子协商，签订了一份家庭协议。协议约定，因林女士来沪三十余年，与伯父伯母朝夕相处、相依为命，与兄弟姐妹之间互尊互爱、情同手足，因此，林女士应是家庭成员中的一员，享受家庭子女的同等权利。

此外，她又与林女士及林女士的父母签了一份“过继协议”，协议明确：基于林女士的具体情况，即便现在伯父不幸去世，但为尊重其遗愿，经伯母、林女士父母及林女士共同协商后，同意林女士自20世纪60年代起，即已过继给伯父伯母作为女儿。

这两份协议签署后，伯母才放下心来。在她看来，丈夫的“遗憾”终于被弥补了。

诉讼争回“女儿”名分

在“收养”尘埃落定后，安宁的日子又过去了二十年。在此期间，林女士的兄姐相继搬离了老宅。最终，老宅里只剩下林女士日夜陪伴着被她视为“母亲”的伯母。

去年冬天，伯母因各种基础疾病再次病危送医，这一次，即便林女士寸步不离地在床前照料，也没能挽回伯母的生命。伯母的离世，给了林女士极大的打击，然而令她没有想到的是，伯母丧期未过，她又紧接着受到了更大的打击：几位兄姐一纸诉状将她告上法庭，要求法院确认林女士并非伯父伯母的女儿。诉状中称，林女士并非是伯父伯母的女儿，而是家中长期雇佣操持家务的佣人，每月还固定支取一定的工资，因此，林女士不应享有伯父伯母遗产的继承权。

震惊之余，愤怒又无奈的林女士提起了诉讼。

庭审中，林女士提交了伯母在20世纪90年代牵头签订的家庭内部协议和收养协议，以证实她在20世纪60年代即随伯父来上海，和伯父一家共同生活。同时，无论是内部协议还是收养协议，内容上也都称呼林女士为女儿，从未有过“佣人”的说法。

但兄姐们却表示，林女士是20世纪90年代才来沪，彼时林女士已经年逾五十，不符合收养的条件。之所以有那份收养协议，是因林女士想落户上海，母亲出于好心才同意签署了协议。

值得一提的是，在两份协议中，对林女士来沪的时间有明确记载，即20世纪60年代，兄姐们也均认可协议为其亲笔所签，因此，应当认定林女士来沪的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

当时《收养法》尚未实施，伯父以实际行动，将林女士带到身边抚养，并以家庭成员的身份与林女士共同生活，符合那个年代关于收养的风俗习惯，应当认为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收养关系。最终，法院认为林女士与伯父、伯母形成事实上收养关系的事实具有高度盖然性，应认定林女士是伯父伯母的继承人之一。

案件结束后，林女士表示，她这辈子与世无争，但这一次，六十年宝贵的父母手足之情，却被贴上了“佣人”的标签，这是她不能忍受的。（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报综合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