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三国最不讲武德的战将，将关羽一族灭门

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国志•蜀书六•关张马黄赵传》中关羽传最末时曾引蜀记曰：庞德子会，随锺、邓伐蜀，蜀破，尽灭关氏家。裴松之这一引用，在史学界石破惊天，引起轩然大波，千百年来争议不断，未有定论。

历朝历代史家都有质疑过《蜀记》的真实性，对其来源产生许多疑问。正如近代法学家沈家本以“殆是非参半矣”来评价《蜀记》。因此，《蜀记》中对庞会在蜀汉投降后，成都遭受兵乱时，“尽灭关氏家”，绝非是空穴来风。具体如下：

其一，礼的允许。

礼，是个人的行为规范，是社会的思想观念。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社会内，对血亲复仇普遍加以承认。儒家对于复仇这种“义举”是首肯甚至鼓励的。《礼记·檀弓上》记录：寢苫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鬭。这句话是孔子回答子夏问题：居父母之仇如之何？孔子一贯强调“以直报怨，以德报德”理念，却在为父母报仇的问题上表现得出奇强硬。《春秋·公羊传·隐公十一年》写道：子不复仇，非子也。《春秋·公羊传·庄公四年》写道：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也。这里“仇”，是杀父（母）之仇，是“血亲复仇”。在先秦时代，替父母报仇，天经地义；不去报仇，不配做人儿子。所以，为了报血亲大仇而杀了仇人，在礼上是无罪。

其二，情的倡导。

情，是社会的风情，是宗法的伦理。以亲情为纽带的关系社会中，对血亲复仇广泛加以认可。社会风气对复仇特宽容，甚至可光明正大的复仇。特别是为血亲复仇，不但基本能被宽赦，反而会得到世人的赞许。有史记载的复仇事件仅在汉代就有59例，诸如东汉初李充（怒杀偷砍母亲坟上树木的人而得孝名）、东汉末阳球（杀辱母的郡吏，并灭全家而被举孝廉）、东汉末妇女赵娥（挥刀杀死杀父仇人李寿而被表烈义）等等；而未被史家获悉并记录在册，更是不计其数。而“时人壮之”这种词汇，常见诸史籍。“壮”，在古汉语里解释就是一个形意动词，认为……有气魄。为此，血亲复仇在秦汉三国两晋时期里是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其三，法的禁止。

法，是统治者的个人意志，是被统治者的强制执行。以法律为基础的制度社会里，对血亲复仇一般给予限制。国家对复仇的限制越来越严。魏晋之前，朝延法令明文规定严禁复私仇。东汉三国时，尤其是在中国北方地区，曹操曹丕两父子就曾“复私仇”颁布过严厉法令。如《三国志•魏书一•武帝纪》记载：令民不得复私雠，禁厚葬，皆一之于法。曹操严令“民不得复私仇”的时间是建安十年(205)正月，违法者一概依法惩处。《三国志•魏书二•文帝纪》记载：丧乱以来，兵革未戢，天下之人，互相残杀。今海内初定，敢有私复雠者皆族之。曹丕下诏严禁“私下复仇”的时间是黄初四年（223年）正月，违法者都要灭九族。魏明帝曹睿时期，太和三年（公元229年）制定《新律》时对不准复私仇的法令加了一条补充条款：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这条补充规定，为复仇开了口子，改禁止复仇为限制复仇。

虽然魏国有法律明令禁止报私仇，私人不再有擅自杀人的权利，杀人便成为犯罪的行为，必须接受国法的制裁；但是在宗族家法、人际关系、法律制度融合为一体的社会里，复仇观念深入人心，复仇习惯习以为常，置法令于不顾，私下复仇屡禁不止。为此，庞会趁钟会作乱成都之际，带兵杀尽关羽后代满门，还不被魏国法律制裁，甚至被时人的“壮之”的原因，莫过于在封建社会里，礼和情大于法。

笔者按：睚眦必报，指像瞪一下眼睛那样极小的怨仇也要报复。比喻一个人的心胸极其狭窄。庞会，一个不讲“武德”的战将，在钟会作乱成都之际，趁机带兵杀光关羽在成都的后代，以报44年前父亲庞德在襄樊战役阵前被关羽杀害的仇。正所谓：小人记仇，君子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