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名臣又有明君支持的庆历新政，为何会失败？

前言：《周易》有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无论是个人，还是王朝，时间久了，总会有些毛病，这个时候，如果不去积极改变，而是选择继续放任的话，毛病恐怕会成为顽疾。这也是为何历史上很多王朝都会选择在发展过程中去变法革新、推行新政，因为不变则不通。

一般而言，新政失败往往不是缺乏明君支持，就是大臣不够给力造成的。然而为人所熟知的庆历新政却不是这样，上有宋仁宗这样的明君、下有范仲淹、富弼和欧阳修这样的名臣，最后依然难逃失败。今天，我们一起从背景、内容、结局和影响，这四个方面来仔细了解庆历新政，寻找原因。

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之一——范仲淹

一、庆历新政的背景

1、三冗问题

北宋源于军阀混战的五代，故而在立国之初就制定了很多制度来巩固皇权、防止分裂。这些制度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终宋一朝，再也没有出现像唐末至五代那般严重的藩镇之祸。可凡事有一利，便有一弊，这里面的尺度一旦把握不好，便会有矫枉过正的嫌疑。

众所周知，宋朝自太宗北伐失败后，军事方面可谓是一蹶不振，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冗兵。何为冗兵？从字面上来说就是养了很多不该养的兵。宋朝因为未能收复燕云，且京城四周无险可守，所以需要更多的兵力来卫戍京城，再则宋朝为了防止地方生乱，常常会把灾民招募到军队中，形成冗兵效应。

老赵家走的路子坚决不允许其他人走

宋朝的军事的确拿不出手，经济却还不错，不都说富宋吗？可宋朝真的很富裕吗？答案不是，宋朝的富裕是体现在经济总量上，其实底层百姓压根就不富裕。因为宋朝的基本国策就是分权，所以通过科举等方式大肆招聘官员，然后很多官员就挂了个名，却无职权，但是依然可以拿着薪酬，由此又形成了冗官效应。

冗官和冗兵都是需要财政来支撑的，偏偏宋朝因为对外方面不是很给力，每年需要通过花费大量的岁币来换取和平，这样一来，宋朝就又有了冗费效应。宋仁宗继位之后，三冗问题已经压得宋朝上下快喘不过气来了，尤其是底层百姓。毕竟羊毛出在羊身上。有识之士们都能看出来，如若宋朝继续放任三冗而不管，迟早得把宋朝拖垮。

宋仁宗画像

2、外患问题

宋太宗这个败家子上位之后，空怀大志却无匹配的能力，把从柴荣到赵匡胤两代人努力培养出的精兵强将葬送了大半，导致宋朝一直被人家压着打，再也无法恢复汉唐时期的荣光。虽然宋真宗和辽国签订了檀渊之盟，换取了大局上的和平，但是从古到今，有什么和平是靠一纸合约来保证的，最后还不是得拿实力来说话？

面对始终对中原虎视眈眈的辽国，宋朝上下始终都绷着弦。如果只是辽国，宋朝多少还能应付，无非就是一边岁币，一边积蓄力量。可辽国之外还冒出了个西夏，自李元昊当上党项首领后，宋朝的西北地区就基本没太平过，一直在搞事情，宋朝是有心无力。

李元昊

适逢宋仁宗继位的第十六年，李元昊正式宣告独立，建立了大夏王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西夏，自此形成了宋、辽、夏三国鼎立的局面，宋朝的外部形势变得更加错综复杂，1V1变成了1V2。三年后，李元昊再度向宋朝发起攻击，大败宋军，夺取了渭州等地。

又两年，李元昊再次大举进攻宋朝，再次大败宋军，并进逼潘原，虎视关中。屋漏偏漏雨逢连夜雨，辽国眼见宋朝如此孱弱，便也趁火打劫，最后逼得宋朝增加岁币才作罢。如此之外患，有识之士们怎能不着急？大家都安于现状，最后会如何？

北宋的外部环境

二、庆历新政的内容

1、整肃吏治

庆历三年，西夏和宋朝达成和议，边事稍宁，宋仁宗顿感机会难得，便紧急召见范仲淹等大臣，以求良策来强国，由此正式拉开了庆历新政的序幕。范仲淹等人得到皇帝重用之后，积极筹划，首先就拿吏治开刀，严明官吏的升迁管理制度，削弱早期“磨勘”制度的影响，总的来说，就是能者上、庸者下，不讲资历。

官选得不好，再怎么讲能力，那也是矮子里找高个儿，所以范仲淹等人还调整了科举考试内容，将重诗赋改成重策论，比起诗赋来说，策论无疑更能佐证一个人是否具备办事的能力。此外，他们还限制官员们的任子特权，削弱恩荫制度的不利影响，按官员等级来给予职田，让官员不为物质担心，一心工作，高薪养廉。

宋朝的官员们

2、加强法治

法治精神是所有王朝长治久安的保证，范仲淹等人有感宋朝的各项法律过于繁杂，且因条理杂乱而少了法律本身的威信，便以“删去繁冗”的思想来梳理各项法律，并明确提出朝廷必须以高度负责的态度来颁行法律，颁行前需谨慎详议，一旦颁行，不得随意变更。

古有商鞅徙木立信，宋有范仲淹等人大赦立信。按法律要求，宋朝的皇帝每三年会进行一次郊祀，期间需要大赦天下，可朝廷上下却常常漠视，郊祀之后便无大赦。范仲淹等人从此出发，要求各级官吏必须严格依法办事，严禁拖延或违反朝廷大赦天下的要求。

古代皇帝举行郊祀大典

3、富国强兵

对于封建王朝的小农经济模式来说，农业是经济繁荣和富国强兵的基础。古有商鞅搞奖励农耕，宋有范仲淹等人搞农桑立法。为了让官员们重视自己辖区的农业发展，朝廷下令把农业发展的好坏作为重要指标纳入到官员考核当中。官员重视了还不行，还得让百姓有动力，所以他们还通过改革赋税制度来减轻百姓负担，提高百姓的生产积极性。

宋朝实行的是募兵制，朝廷需要花费巨额军费来养兵，而且招募的很多厢军都是整体素质比较差的灾民、乱民等。有鉴于此，范仲淹等人提出恢复前朝的府兵制，让部分百姓充作府兵，忙时务农，闲时入伍，寓兵于农，既减少军费开支，又提高部分兵源素质。

宋朝百姓的辛勤劳作

三、庆历新政的结局和影响

1、庆历新政的结局

历朝历代，但凡变法、新政的实施都会面对极大的压力，因为只要是想往好的方向变，必然会触动很多人的利益。范仲淹等人将磨勘、恩荫等旧制度和传统都给控制得死死的，必然会让很多贵族官僚不爽。庆历四年，随着新政的深入，反对新政的贵族官僚们越发坐立难安。

他们将范仲淹等人说成是“朋党”，甚至还有大臣上疏污蔑新政大将富弼有当宋朝霍光的野心。这就让推行新政的众大臣惶恐了。范仲淹和富弼先后请求外放，宋仁宗是老好人，自然没有不准之理。新政的核心人物离开中枢之后，其他人物更加无法应付局面，到庆历五年八月，历时一年四个月的新政宣告失败。

宋朝名相——富弼

2、庆历新政的影响

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是新政却让更多的人看到了问题与解决问题的办法。因为新政，大量不称职的官吏被淘汰，接替他们的是能够为民办事的官员，官员们的办事能力和效率提高了，地方的财政情况多少转好了一些，百姓们仿佛看到了希望。

可让谁也没想到的是，新政成了昙花一现。很多问题都还没有彻底解决，比如依旧孱弱的军事、巨大的财政压力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不甘心新政的失败，心心念念的是更持久、更彻底的变革，这就为后面的王安石变法奠定了基础。

终成恶果——靖康之耻

结语

庆历新政是宋朝的一剂良药，可惜很多人觉得苦。宋仁宗觉得苦，是因为主持新政的大臣们越来越有“朋党”的嫌疑，一旦“朋党”成真，威胁的就是他的皇权，并且新政要精简官僚，从分权到集权，这和他们老赵家的利益是相悖的。中高级官员觉得苦，是因为新政要影响他们家族的发展，他们家的子弟再也不能轻松地靠着恩荫来入仕了。

读书人觉得苦，是因为科举考试变得更难了。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道理，大家都知道，可很多人就是看眼前，不看未来，后面的王安石变法也是这样失败了。宋朝最后在大家这样的讳疾忌医之下病得越来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