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食故事　“我们”的零食故事

本文转自：鲁中晨报

玛森糕 “我”的零食故事

“我们”的零食故事

以零食为入口追寻一种共同的时代经历

《零食里的中国:我的零食故事》(以下简称《零食里的中国》)是社会学家王金玲的一部零食生活经验史。这不是一部简单的零食辞典,而是以零食为入口,带领读者进入一个家庭、一个社会,去追寻一种共同的时代经历。

艾团、巴旦木、爆玉米花、豆腐干、彩虹糖……每一种零食在生活里的出现和消失,都是时代的一部分,关乎个体经验和集体记忆。

初食巴旦木如同冒险

零食是一种日常的存在,但也正因为如此,鲜少有人会刻意留心它的变化。实际上,近几年来,零食以一种快速凶猛的姿态进行更新,大量的新名字、新形态通过网络涌入当下的生活,刷新着人们的零食记忆。对于零食,人们已经习惯了如此频繁地“推陈出新”,习惯了它们如何拥挤着抢占味蕾。但是,在40年前,面对生活里出现的“新鲜”零食,人们好奇且谨慎。

《零食里的中国》中,作者王金玲讲述了自己在20世纪80年代末第一次吃巴旦木时的情景。王金玲写道,丈夫去新疆开会,带回家一袋巴旦木。一直生活在浙江的王金玲不知道这是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吃,丈夫也不知道。于是找出《辞海》,但是查找无果,问了几位同事,也都说不知道。“而这东西如核桃、杏核般,似某种果子的内核,又如此坚硬(那时的巴旦木外壳十分坚硬),想必是敲开外壳吃里面的果仁的。于是,找来榔头,敲开外壳,取出内仁,先大人试吃三颗,半小时后无异状,儿子(当时五六岁)再试吃三颗,半小时后无异状,便正式开吃。但也‘慎’字当先,每次每人不超过十颗。”在王金玲的回忆里,巴旦木松脆清香,跟他们之前吃过的杏仁、核桃等完全是不一样的口感。但是一斤巴旦木,也就几十颗,很快就吃完了,直到几年后他们才在杭州的商场中买到。

“这初识巴旦木的神秘感与初食巴旦木如同冒险的过程印记在我的脑海中,直到今天,吃到巴旦木时,我仍会想到此事。在给上幼儿园的孙子们剥巴旦木(现在的巴旦木外壳松脆软,可直接用手剥开)时,也会跟他们聊聊此事。在独乐乐和众乐乐中,巴旦木就这样成为社会变化的一个物质注解。”王金玲在《零食里的中国》中写道。

即便是熟悉的零食,也会在社会变化中于新的场景出现新的味道,比如爆玉米花。《零食里的中国》介绍,在杭州,玉米作为外来粮食被视为传统五谷之外的“六谷”,因此爆玉米花也被杭州人称为“六谷胖”。在王金玲的记忆里,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爆玉米花的人走街串巷,孩子放进小口袋里便是珍稀之物,小伙伴们分享时都是数着一颗一颗地分。

到了20世纪80年代,爆玉米花在生活中渐渐消失。但是突然某天,它又出现了。“一种飘奶香、带有甜味的‘六谷胖’,以‘哈立克’的洋名(当时,我们被告知,这是‘六谷胖’的英文名的音译),华丽丽地在电影院的门厅中出现,随着美国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标志性产品——‘三片’(英特尔芯片、电影大片、乐事薯片)中的美国大片不断在中国电影院银幕上上映,哈立克也占据了中国电影院的门厅的一角,改写了中国原有的电影零食史,开创了中国电影零食史的新篇章。”

从此不爱鱼片干

《零食里的中国》并不是一部简单的零食辞典,作者王金玲在写这些零食时,往往关联着个人经历、家庭记忆和社会变化。一些看似寻常的零食,其实承载着浓郁的亲情。特别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有些原本不应该成为零食的食物被当作了零食,原本应该是零食的食物却被当作了正餐。在王金玲的家庭中,每个成年人都用他们的方式宽容地对待着孩子和老人,这些爱意有时候就浓缩在那些小小的零食上。

比如酱瓜,在很多人当下的生活认知里,这其实是一种佐餐的咸菜。但在王金玲的家庭生活里,它也是零食的一种。王金玲写道,家里买来酱瓜之后,还会进行二次加工,放入白糖再腌制半个月后食用,因此那些酱瓜多了白糖的清甜香。“其味在咸鲜中增添了清甜味,成了咸咸的鲜甜和甜甜的咸鲜,后味长长。所以,小时候,当家中无零食时,尤其是感冒发烧病愈、口中寡淡无味时,我总会不时从碗橱中拿出酱瓜瓶,倒出几颗,当零食吃。父母见了,也不会责怪我,总是善意地笑我一番:‘又嘴馋了吧?’”

面团裹以芝麻炸成的开口笑同样如此,它在餐桌上的出现体现了家庭的地域结构组成。开口笑有大、小之分,其中大者如婴儿的拳头,小者比小时候玩的玻璃弹子略大,其中大开口笑一般被当作早餐点心。王金玲的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江苏人,他们一家长期在杭州居住,因此早餐的餐桌上常有山东人爱吃的白粥和江苏人爱吃的菜粥,必备点心则是父亲做的馒头、烙饼,母亲做的鸡蛋软饼,有时候也会买来大开口笑,或者小开口笑,特别是后者,那是王金玲小时候最喜欢的零食之一。

鱼片干中则包含着一个家庭里亲人之间深深的爱意。在王金玲家里,鱼片干一度是她和丈夫常吃的零食,以及菜肴替代品。20世纪90年代,王金玲和丈夫都有了出国考察、参会、讲学和培训的机会,每次他们都会节省补贴费用,用来给亲朋好友买些国外特色的小礼物。有一次,丈夫出国参加业务培训,餐费等补贴发给个人自理。丈夫带了整整半箱子鱼片干出国,以此省下菜肴开支,回家时则带回来半箱子伴手礼。“送给那时与我们住在一起的我母亲的,是价格为十几美元的镀金耳环和胸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母亲常常佩戴着,向别人炫耀:这是我女婿从美国带回来给我的。此外,还有送给我婆婆(我公公已去世)的一盒西洋参片。只是,我丈夫因在这二十多天里,天天以鱼片当菜肴,吃到最后,甚至不愿闻鱼片干的味道,从此不再吃鱼片干。直到今天,闻到鱼片干的味道,他仍会远远避开。”

中国人的故事

《零食里的中国》一共提及120余种零食,包括艾饺、薄荷糕、彩虹糖、豆腐干等。在作者王金玲的生活里,这些零食最有故事,或者本身已经成了故事。

“就学术使命而言,我应该写一部从零食角度分析、研究中国社会的学术性专著,但因种种原因,力不从心,终于只能写成更具基础性研究资料的本书。《零食里的中国》也就增添了一个副标题——我的零食故事。”王金玲在《后记》中解释。

王金玲认为,零食原本是一种物质存在,但是却可以与人、事等建立关联,而当零食由此被赋予某种意义时,这一物质存在也实现了人文化,有了故事,也有了讲故事的人。《零食里的中国》某种意义上便是王金玲的零食故事,是她生活史的组成部分。

“对我喜食零食的爱好和选择零食的偏好具有重要影响的因素,在儿少时期,以生活环境,如幼儿园、学校,尤其是家庭为主。在中国,家庭一直是孩子成长的第一构建力,而家庭生活环境、生活质量及个体在家庭中的生存与发展状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社会的现状与变迁。”王金玲写道。

因此,《零食里的中国》虽然是从个体的零食经验出发,却与一个家庭、一个社会有着密不可分的时代关联。更重要的是,这种关联是不孤独的,而是带有强烈的集体共鸣。任何一个与王金玲有着时间交集的中国读者,都能在《零食里的中国》中找到相似的生活经历。

这正是这本书的公共性所在。虽然书中的故事来自私人的、个人的经历,但是却具有公共性和社会性的意涵,蕴含和体现了公共性和社会性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名“零食爱好者”,王金玲对零食的喜爱并未停留在过往,而是与时俱进。

王金玲在《前言》中解释,这几年来,她的零食更偏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乃至儿童化。“儿子和媳妇经常会送来一些年轻人喜爱的、相信我也会喜欢或我确实也喜爱的网红零食,如辣条、蛋黄芥末夏威夷果、榴莲千层奶油蛋糕……十岁的大孙子在超市购买自己吃的零食时,会算上我的一份,最近给我送的是烤鸡翅；八岁的二孙子会不时与我交流吃零食的心得,并与我分享他喜欢的零食,如甜甜圈、空气炸鸡块或薯条。因此,我的零食故事就不仅仅是有关零食的故事,在更深广的背景下,也是有关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故事。”

王金玲认为,这是“我”的零食故事,也是“我们”的零食故事,关于它的讲述在某种程度上也上升为一种宏大叙事,即中国故事。

据《济南时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