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肾脏交易市场 穷人的光？

撰文 | 刘瀚琳

在伊朗的首都德黑兰，有条名叫Farhang Hosseiny的长街，当地人把它称作“肾脏街”。街巷两侧的墙壁常年打满“补丁”，晚来的人只能满墙找空位，把提前印好的广告见缝插针地贴上去。

进入这条长街，生命就被拆解成具体的部分。与各类血型相匹配的肾脏、肝脏、骨髓、角膜、血浆都能被大方兜售。就像电子零件，供需关系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在这个全球唯一合法的脏器交易国家，卖掉自己的器官与其说是一场交易，不如说更像一项有据可查的民间风俗。地上地下两条路径各行其是，一条合法但价格保守，一条冒险却灵活自主。

过去几年，关于器官售卖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登记大厅热闹得像个菜场，巷道墙壁上的纸张也变成涂鸦，它们线条粗犷，颜色鲜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足够出挑。

当电话响起，被“选中”的人们来不及恐慌和多疑。因为不论用何种方式，似乎只有取出脏器、缝合伤口的时刻，破碎的人生才会出现弥合的可能。

“命运的赏赐”

伊朗肾病患者协会德黑兰分会的接待处挤满了人，这是伊朗为促进器官贸易设立的机构之一。

接待处的走廊狭长又逼仄，人们排着队，填表、回答问题，然后接受检查或照X光扫描，只有身体健康的人才能被放行到手术环节。

填好了登记册，大家在信息卡上贴上自己的照片。在激烈又混乱的讨价还价后，有人达成意向，有人愤然离席。

人人都有两个肾，然而哪怕只剩一个肾，也基本不影响生活。对于全球唯一合法的交易市场来说，这就像是“命运的赏赐”，也是最常见的交易品类。相比“器官销售”，当地人更喜欢用“有偿捐献”这个词形容他们的行为。

据不完全统计，在这项交易合法化之后的几年，平均每年都有1400多人将自己的一个肾卖给陌生人。

这场变化的灵感源于一场危机。1979年伊朗革命后，伊朗在国外的资产被没收，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透支了国库。用于透析的资金见底，肾源又极度匮乏。失去肾功能的人有个两个选择：出国移植或死在伊朗。

进入1980年代，伊朗国内终末期肾功能衰竭的人口继续增长，透析资源的供应压力越来越大，政府开始支付公民在海外进行活体相关移植的费用。当移植费用逐年升高，伊朗开始自己建立小型的肾移植团队，并在1985至1987年间，每年完成近100例移植手术，但这对25000多名终末期肾病患者而言，实属杯水车薪。

终于在1988年，伊朗将肾脏的非相关活体捐献合法化，并为此建立了移植系统，患者可以在亲属之外的人中寻找合适的肾源。这个由政府组织的系统对移植过程进行监管和资助，并对捐赠者的器官进行补偿。此外政府还成立了第三方的协会用来联结捐赠者和受捐者，这个机构运转至今。

2001年10月24日，德黑兰市中心Farhang Hosseiny小巷的墙上贴着肾脏销售启事。（@视觉中国 图）

在大多数国家，卖活人器官被看作是一种不人道的事实，但伊朗已然打破了这层道德顾虑。什叶派法学家为这场血肉交易找到了合理解释——按照《古兰经》中所说，“拯救一个人的生命，等同拯救所有人的生命”。

1997年，就在伊朗地位最高的教法学家阿里·哈梅内伊的推动下，《有偿赠予法案》获得通过，一套相对完善的器官交易规则正式出台。政府牵头，捐受双方登记注册并完成检查，匹配成功后即可手术。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负担部分费用，给予捐献者补偿金，提供医院并为其附送为期一年的医疗保险，有时还能得到一笔来自受捐者的额外支付。一时间，捐献者蜂拥而至，肾源充足且价格低廉，仅在2000至4000美元之间，具体可议。

在有些捐赠候选人看来，对方只想要近乎免费的器官，自己卖器官就像卖肉一样廉价。但即便如此，捐献者仍络绎不绝。

一项统计调查显示，70%的捐赠者都来自社会底层。伊朗当局公开表示，他们的系统为穷人提供了一种相对安全的赚钱渠道，还能挽救生命，保持较低的手术成本并减少移植的等待时间。到1999年，伊朗国内的移植等候名单已无人排队。

但由于官方移植系统回报率低，等候时间又长，从登记注册到移植，平均耗时5个月起，于是，政府牵头的合法交易没有太大诱惑力，黑市才是穷人的光。

地下黑市，穷人的光？

雷扎伊戴着一副半框眼镜，身着西装衬衫，看起来像个白领。他来自当地的中产阶层，一度赚足了养家糊口的钱，一场职场变动却让他的境遇急转直下。

当时的伊朗发起了一项为低收入家庭建设经济适用房的行动。他负责部分项目住房的空调供应。然而，许多公寓因质量低劣无法出售，一些开发商逃离伊朗，分包商得不到报酬，雷扎伊也受到牵连。

他欠了银行近7000美元，并因企图跳票入狱。在三个月前借钱保释后，他因无法偿还贷款再次被捕，这一次是他姐夫抵押了自己的公寓，垫上了他的保释费用。

“不还钱，姐夫的房子会被收走，我也会重回监狱，那孩子怎么办？”

雷扎伊走投无路，他在一张白纸上用蓝笔大大地写下诉求，然后把它贴在了一家医疗用品公司外的砖墙上——“急售肾脏，价格可议，AB型血阳性”，白纸下方是他的电话号码。

雷扎伊为自己肾脏标定9000美元，而肾脏的官方定价仅为3000美元。只不过在黑市，价格人为可控，所以雷扎伊期待等来中介的电话，他的肾脏可能会被偷运到位于伊拉克库尔德地区的私人诊所。或许他也能直接和买家接头，假扮成对方的亲朋好友，尽快完成手术。

“如果卖肾能帮我摆脱债务危机，那肝也能卖。”雷扎伊说。

不过，没有经验的雷扎伊对行情显然缺乏敏感。当地黑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年龄越接近35岁，器官会被认为折损过多，售价就越低，大多数卖家的年龄都是二十多岁。已经42岁的雷扎伊显然没有太强的议价权。

最终，银行限定的还款日期过后，雷扎伊的广告还贴在墙上。当《洛杉矶时报》再度拨打他的号码，电话那头已无人接听。

在德黑兰巷道的墙上，是四处可见的挣扎。这些底层的人没有等待的时间，只能争相以最优廉的价格售卖自己的脏器。

运气不好的捐赠者还会碰到黑中介，这会让本就一贫如洗的生活雪上加霜。

35岁的离异女子莎拉也曾求助过黑市。她为一个朋友担保6000美元的银行贷款，对方违约，她又难以靠自己420美元的月薪填补这笔亏空，于是便加入了街头广告大军。有两位经纪人联系到她，却在要了几百美元的押金后人间蒸发。

莎拉决定回到合法渠道。但在注册登记六个月后，买家还是杳无音讯。

“致命组合”碾压

在德黑兰哈希米内贾德肾脏中心对面，几乎每天都有新广告贴在医院附近的墙上。在1993年至2017年间，这家医院的医生接手了30000多例肾脏移植手术。

一个残酷事实是，在这个脏器供体充足的国家，许多生病的人们仍然无力负担器官的费用。随着经济形势恶化，能接受移植手术的伊朗平民越来越少。

2015年3月11日，伊朗肾病患者Abbas Moradian在德黑兰一家诊所的透析病房接受治疗。（@视觉中国 图）

伊朗小伙加法儿是一名尿毒症患者。这些年因为患病，他终止了学业。在打了上百个电话后，他找到72位献血者，但都因配型不合不了了之。就在全家万念俱灰的时候，一位叫纳林的捐献者出现了，最终他们以4300美元的价格达成交易。

纳林的开价在私下的肾脏交易中并不算贵。但加法儿家境普通，为了凑齐移植的费用，他的父母卖掉了家里所有土地。他父亲说，“我必须要在家庭生计和拯救儿子之间做出选择。”

自2018 年5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朗核协议，重启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后，伊朗石油出口总量从巅峰时的每天250万桶骤降至每天20万桶，日亏损约1亿美元。

对伊朗经济而言，此举无异于锁喉。然而，就在国内经济受创，物价飞涨，民生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伊朗政府却决定将国内石油价格提高一半，缓解财政危机。2017年之后的两年间，难承其压的伊朗贫民多次上街抗议。

2019 年 9 月，伊朗国家抵抗委员会 (NCRI) 关于人体器官贸易复苏的报告显示，在这个国家，除了卖肾这项传统移植术，交易清单还逐渐囊括肝脏、肺、骨髓、角膜和血浆。

第二年，伊朗总统鲁哈尼指出，制裁为伊朗带来的经济损失高达500亿美元，相当于2019年度的两倍预算。与此同时，新冠疫情把伊朗通胀水平推向了历史顶点。物价飞涨，法币贬值，最严重时，1美元能换25万里亚尔。

危机当头，鲁哈尼却鼓励民众投资股票，提振国民经济。议会成员穆森·阿里扎德直言，“大家掏空腰包，卖掉房子、汽车，还有妻子的首饰，然后落得一无所有。”

伊朗高等研究所的一项研究表明，在2017年至2020年间，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数翻了一番。而伊朗早在2014年便出台法案，不准外国人打着旅行的幌子到伊朗国内接受器官移植。于是，受捐的人变少，等着捐器官的队却越排越长。

改变了什么？

纳林把肾卖给加法儿后，她和丈夫靠着卖肾的钱交了租金，他们打算先这样维持一阵子，等石油价格回稳，再去人才市场搏一把。可就在移植术进行一个月后，纳林接到电话，加法儿因为排异反应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