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何一文一武终生宿怨

曾国藩是文质彬彬的理学家，城府很深，克己复礼的功夫堪称一流；左宗棠是武健书生，有霸才而行王道，锋颖凛凛，率性豪宕，不会作假，也不愿作假，高兴活出自己的天然本色。这两人一寒一热，一卑一亢，一个“以学问自敛抑，议外交常持和节”，一个“锋颖凛凛向敌矣”，是截然相反的类型，甚至有点冰炭不同炉。

左宗棠极受时人推崇，潘祖荫甚至在奏折中说“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可见左宗棠在士人心目中的分量不轻。左宗棠三十八岁出山，曾国藩对他有荐起之功，两人渊源不浅。平定江南时，左宗棠率楚军屡建奇功，在军事上襄赞曾国藩，对后者助益极大，曾国藩也对左宗棠屡加褒奖和不断举荐。

有一次，曾国藩巡视各军，发现左宗棠的行军帐幕狭小，就吩咐后勤人员特制两个大帐幕，送给左宗棠，可谓关怀备至。无奈两人的性情太不合辙，曾公阴柔，左公阳刚，处理各类事务的方式自然迥异，左公喜欢快刀斩乱麻，曾公喜欢慢工出细活，因此两人经常锣不对鼓，板不合腔。

曾国藩是理学家，但不乏幽默感，他曾拿左宗棠的姓字调侃，抛出上联：“季子才高，与人意见时相左。”将左宗棠的宇（季高）和姓（左）都嵌入其中，寓庄于谐，既切事，又达意，略无雕琢，浑然天成。武健书生左宗棠哪受得了这一“恶搞”？他很有点恼羞成怒，决意在气势上凌轹对方，于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出下联：“藩臣辅国，问伊经济又何曾？”他也将曾国藩的名（国藩）和姓（曾）分嵌首尾。二语合璧，恰成一幅绝对。曾公措辞谑而不虐，左公用语负气较真，各有千秋，算是打成了平手。

曾国藩与左宗棠构隙，不在转战江南时，而在攻破天京（今南京）后。

曾国藩听信众将所言，认定洪秀全之子已经死于乱军之中，江南战事即将结束。可是没过多久，太平军残部窜入湖州，左宗棠侦悉洪天贵福仍为军中在职领袖，于是密疏奏报朝廷。

曾国藩听闻这一消息后，怀疑左宗棠别有居心，因此十分恼怒，腾章加以驳斥，说左宗棠夸大其词，有故意邀功请赏之嫌；此时，闽浙总督左宗棠已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又岂肯无辜受责？他具疏自辩，洋洋数千言，辞气激愤，指斥曾国藩欺君罔上。

这样一折腾，事情就闹大了，清廷正在用人之际，也不好出面评判谁是谁非，干脆降谕旨两相调解。曾、左二巨头公然反目，一些小人乐观其争，好从中渔利，故而调和者少，挑拨者多，俨然形成两大水火不容的敌垒，矛盾越积越深，死结越打越牢。

曾国藩晚年对人说：“我平生最讲求的就是‘诚信’二字，他居然骂我欺君，我还能不耿耿于怀？”不开心归不开心，不惬意归不惬意，真要说到“公忠体国”这一点上，曾国藩仍然十分看好左宗棠。

当年，有人从西北边陲考察归来，与曾国藩谈及左宗棠治军施政，事事雷厉风行，卓见成效，曾国藩由衷佩服，击案赞叹道：“当今西陲的重任，倘若左君一旦卸肩，不仅我难以为继，就算是起胡文忠（胡林翼）于几原，恐怕也接不起这副担子。你说是朝端无两，我认为是天下第一！”曾国藩说这话，的确有过人的雅量和诚恳，不是故意摆出高姿态。

大学者王闽运于同治十年（1871年）游历于江淮之间，其年九月路过清江浦，巧遇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巡视船。久别重逢，宾主相见甚欢，一同看戏七出，其中居然有《王小二过年》。王闽运猜道：“这出戏肯定是中堂点的。”曾国藩问他何以见得。王闽运说：“当初（你）刚起兵时就想唱。”曾国藩闻言大笑。俗话说，“王小二过年，光景一年不如一年”，曾国藩刚树立湘军大纛时，屡遭败绩，困窘不堪，年年难过年年过；如今垂垂老矣，身体和心境逐年颓落。碍于这两层意思，谁还敢在曾国藩面前哪壶不开提哪壶？

趁着曾国藩神色欢愉，王闽运建议他与左宗棠捐弃前嫌宿怨，重修旧好，原本只是一场误会嘛，又何苦长期失和？曾国藩笑道：“他如今高踞百尺楼头，我如何攀谈？”其实，曾国藩心气已平，芥蒂全消，可惜他们天各一方，无由相见。

曾国藩与左宗棠为一时瑜亮，惺惺相惜，左宗棠个性太强，圭角毕张，锋棱崭露，对一切睥睨视之。他予智予雄，纵然心下敬重曾国藩，也不肯挂在口头。不错，在左宗棠眼中，一世之人皆可推倒，只有曾国藩能够与他相提并论。英雄的孤独，其极端形式表现为：对手死了，比朋友死了还可悲。因为相投契的朋友尚可广交，相颉颃的对手却不可多得，有时甚至会少到“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我”的程度，所以对手一旦撒手尘寰，他的“剑”就将束之高阁，从此无所指，无所用，眼中的光亮和心头的火色也会随之暗淡。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念及彼此早年的交谊，颇为伤感，他在家书中说：“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也难恝然也。已致赙四百金。”他还特制挽联一副，剖白心迹：“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足见两人早年宝贵的交谊，虽然中途搁浅，却并未弃置和断绝。

粗略看一看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我不禁为大人物感到悲哀。彼此地位高了，面子反而薄了，受了伤，那道“创口”就很难愈合。争来争去，争些什么呢？无非争口闲气。曾国藩和左宗棠不可能不知道，各进一步山穷水尽，各退一步海阔天空，你健康我快乐才好，可是他们都静等着对方先伸出橄榄枝，这一等就等成了千古遗憾。硬要等到其中一个死了，另一个再用挽联挽诗致敬致哀说好说歹，此时亮出高姿态低姿态，叫明眼人看着，已很难认同。

曾国藩与左宗棠一失和成千古憾，所幸后死者念及旧情，有所补救，还不算抱恨终天。北宋大臣韩琦与富弼，均为一代名贤，早年心心相印，事事相帮，后因政见偶然不合，竟至于绝交，彼此不相往来。韩琦去世了，富弼也没去吊唁，如此铁石心肠，你说说看，是不是官位愈高，人味愈薄？

身居高位，身享大名，只要彼此一言不契，一事不谐，就可能造成友情破裂。老朋友之间想要“毋负平生”，谈何容易。如此看来，狗比人更懂得友谊，为了一根肉骨头的所有权，它们同样会拼争，甚至会撕咬，但争过之后，咬过之后，它们很快就能够和好如初；人却做不到如此爽利，如此洒脱，一旦争过之后，咬过之后，创伤难以疗复，宿怨从此结成，他们再想保全友谊，就除非彼此都转世投胎才行。

当我们回顾曾国藩和左宗棠之间的交谊始末时，不禁为大人物的悲哀而感叹。他们的地位越高，面子反而越薄，一旦受伤便难以愈合。

他们争来争去无非是为了争一口气，却忽略了彼此之间的情谊和共同的事业。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中也不乏其例，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往往忽略了与他人之间的合作和共赢。

然而，幸运的是左宗棠在曾国藩去世后仍然念及旧情并有所补救。这让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温暖的一面即使在大人物之间也存在着真挚的情谊和互相尊重。同时这也提醒我们在面对矛盾和冲突时要学会放下个人的面子和利益以大局为重寻求合作和共赢的可能性。

最后我们可以从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故事中汲取一些启示：无论身处何种地位和环境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谦逊和包容的心去理解和尊重他人；同时我们也应该珍惜与他人之间的情谊和合作机会共同为事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