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玄宗执政时期为何会爆发安史之乱

唐朝天宝十四年(755年)十一月初九，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叛乱，这场持续长达八年的内乱，不仅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导致唐王朝灭亡的重要因素之一藩镇之祸也是由此而始。那么，“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在唐玄宗时期爆发呢?

根源问题：行政区划的弊端，府兵制的逐步崩溃

“安史之乱”虽然爆发于唐玄宗执政时期，但其实祸乱的根源在此之前已经早早埋下，只是当时唐王朝正值国力鼎盛时期，且这些弊端尚未真正爆发，因而影响并不算太大，但却为之后的一切埋下了伏笔。

1、行政区划的弊端。唐朝初年，李唐延续了隋朝的行政区划，实行“州-县”二级制，然而为了招降各路义军和隋朝的地方势力，导致官职需求不断加大，结果使得“州”的管辖范围越来越小，隋朝以来的行政区划问题开始持续恶化。唐太宗虽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继位后开始对“州”进行裁并，但到贞观十三年(639年)时，全国上下一级行政区划“州”仍然多达358个，而二级行政区划“县”则仅有1551个，这导致朝廷直接管辖的一级行政区实在太多，而每个州下辖五六个县，辖区又实在太小。

为了方便朝廷管理，唐太宗于是汲取了汉朝的监察区模式，同时为了避免监察区再度演变为行政区，从而迅速崛起脱离朝廷管控，再度上演汉末以来的乱世，因此按照交通线路将全国划分为10道(后增至15道)，由朝廷派遣监察官员不定期前往多事地区监察。如此一来，唐王朝的行政区划便相对合理了很多。然而，当监察官员从临时派遣制度逐渐转为常职之后，监察区向行政区的转化便再度开始出现，而这便是“安史之乱”的一大伏笔。

2、府兵制的崩溃。自北魏时期开始，朝廷为了鼓励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开始推行“均田制”，即朝廷将掌控的土地按人口数分给小农耕作，百姓向朝廷缴纳赋税，耕作一定年限后，部分土地归百姓所有，另外部分则在其死后归还给官府。而“府兵制”便是在“均田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兵制。

“均田制”下，由于朝廷掌控的自耕农数量极多，于是朝廷便组织这些自耕农在农闲时开展军事训练，战争爆发后则征调其参军作战，这些平时为农、战时为兵的农民，便被称为“府兵”。彼时，全国各地都设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这种制度历经南北朝和隋朝发展，自唐太宗时期开始达到顶峰。然而，随着唐朝中叶以后人口数量的增多，土地兼并情况的日益严重，府兵制的基础“均田制”开始遭到破坏，这导致唐朝不得不从“府兵制”开始转为“募兵制”，兵制的崩溃则为边军将领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以上两点，虽不是“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本原因，却是后唐太宗时期一系列政策改革，并最终于唐玄宗时期酿成“安史之乱”这场大祸的根源。

根本问题：唐玄宗时期的弊政，节度使权力的膨胀

说完了“安史之乱”爆发的根源，我们再来说说安史之乱为何会在唐玄宗时期爆发，这与唐玄宗时期的一系列弊政，以及节度使权力的迅速膨胀，有着最为直接的联系。

一、执政弊端

1、怠政严重，朝政混乱。一手缔造“开元盛世”后，随着唐王朝步入巅峰，天下承平日久，唐玄宗李隆基开始怠政享乐，此后随着李林甫、杨国忠先后入主中枢，已经无心政事的唐玄宗，便任由李林甫大权独握，闭塞言路，排斥贤才，导致朝纲混乱，各级官员贪腐严重。正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安禄山才得以通过贿赂各级官员而蒙蔽中央朝廷，使得中央朝廷对其谋逆之心始终没有察觉。

2、内部政争，胡将崛起。俗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唐朝虽然一直有任用胡将的传统，但唐初对于胡将权力的限制仍然极为严格，严格杜绝胡人将领独掌兵权。然而，由于唐玄宗志在削平四夷，以至于边镇将领权力日益膨胀，郭元振、张嘉贞、张说、萧嵩、李适之等人皆以便将身份直接跻身宰相之列，之后因李林甫与李适之政争激烈，击败李适之后，为防止边将再对自己的权力产生威胁，于是上书建议唐玄宗用胡人为镇守便将的节度使，且不再以汉臣予以牵制，这使得安禄山等胡人将领开始得以独掌大权。

二、节度使的膨胀

1、军权。由于唐朝疆域广阔，而古代通讯又不便，因此为了应对边疆战事，从武则天长寿元年(692年)开始，唐朝逐渐在北方和西北边境驻扎军队，而从唐睿宗景云年间开始，节度使开始任职长期化、职权辖区化、镇所固定化、官衔正式化。到了唐玄宗开元年间，为了应对边疆战事，开始在边境地区设立大规模的军事重镇，十大节度使就此形成，而到开元十年(722年)时，边境的军队已经多达六十余万。而随着府兵制的崩溃，从开元十一年(723年)开始，募兵制逐渐取代府兵制，到开元二十五年(737年)时，各镇节度使以下军队基本全部变为募兵，由于募兵制下士兵的身家性命和升迁全部掌握在节度使手中，导致他们“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节度使至此开始充分掌握军权。

2、财权。随着边境地区驻军的增多，后勤供应难度开始越来越大，朝廷于是开始尝试供应改革，最初采用的仍然是军屯制度，即由各地驻军开垦农田，一定程度上实现自给自足。最初，屯田铲除粮食仍然交由朝廷统一支配，但由于一来一回时间较长，对于兵贵神速的军队来说显然太过致命，于是朝廷不得不将防区的财政权逐渐转移给了各地驻军将领。甚至为了确保军队供应，连防区内食盐资源的管理权都交给了地方军队。如此一来，边境军队的确实现了自给自足，但各地节度使却也将财政大权牢牢抓在了手中。

3、治权。自唐太宗时期设立监察区，风俗使、黜陟使、巡察使、巡按使、按抚使、存抚使、采访处置使等监察官员本为朝廷临时派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到开元二十一年(733年)时，各道的采访史已经开始成为常设官员，主要便是负责责监察本道刑狱和地方州县官吏，处置使则有便宜从事的大权。为了防止各地官员对军事行动的掣肘，从天宝年间开始，唐玄宗又改由节度使兼领采访使，例如发动安史之乱的安禄山，天宝年间的他除了充任范阳节度使外，还兼任着河北采访使和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如此一来，节度使的确可以在辖区内做到如臂使指，军事行动效率得到最大化，但其辖区数州的治权却也落到了节度使手中。

如上所述，到唐玄宗天宝年间，不仅朝政腐败极为严重，节度使也已经成为了坐拥军、政、财大权的一方军阀，在中央朝廷持续混乱衰弱，而地方节度使却又迅速崛起的情况下，“安史之乱”爆发在唐玄宗执政时期，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