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日博士”：史无前例的经济、金融和债务危机正在交汇

在华尔街，有着“末日博士”之称的鲁比尼向来是悲观主义者。而在上周末的一篇最新专栏文章中，鲁比尼警告，经过多年超宽松的财政、货币和信贷政策，以及重大的负面供应冲击的出现，滞胀的压力现在正对庞大的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债务大山造成挤压。

鲁比尼表示，近几十年来，随着赤字、借贷和杠杆率的激增，世界经济正在跌跌撞撞地走向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金融和债务危机交汇点。

在私营部门，堆积如山的债务包括家庭(如抵押贷款、信用卡、汽车贷款、学生贷款、个人贷款)、企业(银行贷款、债券债务和私人债务)以及金融部门(银行和非银行机构)的债务。

在公共部门，则包括中央、省级和地方政府债券和其他官方债券，以及那些隐性债务——如现收现付养老金计划和医疗保健系统等无资金准备的负债，所有这些债务都将随着社会老龄化而继续膨胀。

仅看显性债务，数字就已经足以令人感到震惊。在全球范围内，私人和公共部门债务占GDP的比重从1999年的200%攀升到了2021年的350%。目前发达经济体的这一比例为420%，远高于大萧条时期和二战后的水平。

债务大雷早已埋下

当然，如果借款人投资于新资本(机器、住房、公共基础设施)，其收益高于借款成本，那么债务是可以促进经济活动的。

但如今的许多借贷仅仅是只是为了资助高于收入的消费支出，而这是导致最终势必破产的重要原因。此外，资本投资也显然是有风险的，无论借款人是一个以人为抬高的价格购买住房的家庭，还是一家不顾收益寻求过快扩张的公司，还是一个把钱花在“白象”（形容奢侈但无用的基础设施项目）上的政府。

鲁比尼表示，由于各种原因，这种过度借贷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金融的民主化使得收入不足的家庭能够通过债务来为消费提供资金。中右翼政府在不削减开支的情况下一直在减税，而中左翼政府则在社会项目上慷慨支出，但这些项目并没有通过足够的高税收收入获得充分的资金。在央行超宽松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推动下，有利于债务而非股权的税收政策助长了私营和公共部门的借贷激增。

多年的量化宽松政策(QE)和信贷宽松政策使借贷成本接近于零，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为负(就像直到近期的欧洲和日本)。在2020年，以美元计价的负收益率公共债务曾达到17万亿美元，在一些北欧国家，甚至连抵押贷款的名义利率都是负的。

不可持续的负债率激增意味着，许多借款人——家庭、企业、银行、影子银行、政府，甚至整个国家——都成为了无力偿债的“僵尸”，靠低利率支撑(这使他们的偿债成本保持在可控范围内)。

丧钟开始敲响

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近年来的新冠疫情危机期间，许多本应破产的资不抵债机构都得到了零利率或负利率政策、量化宽松和直接财政救助的拯救。

但现在，由同样的超宽松财政、货币和信贷政策引发的通胀，已经敲响了它们的丧钟。

鲁比尼表示，随着央行被迫提高利率以恢复价格稳定，僵尸公司的偿债成本急剧上升。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三重打击，因为通货膨胀还在侵蚀家庭的实际收入，降低家庭资产的价值，如房屋和股票。脆弱和过度杠杆化的公司、金融机构和政府面临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同时面临着急剧上升的借贷成本、不断下降的收入以及不断贬值的资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