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文臣赵匡胤又是如何应对？

公元960年，赵匡胤以“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成为了北宋的开国君主，但是立国之初，如何扭转自唐末以来王朝短命的历史问题，成为宋太祖的头等大事，宋太祖通过对军队下达“少帝及太后，我皆北面事之，公卿大臣，皆我比肩之人也，汝等毋得辄加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汝等毋得复然，事定，当厚赏汝。不然，当族诛汝”的命令，在兵变之时防止了军队的大肆抢夺，整肃了军纪，又通过“杯酒释兵权”剥夺了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人的兵权，基本上解决了自五代以来的“藩镇太重，君弱臣强”的现状。

赵匡胤得国之后也一改五代以来“武人跋扈”、文人“斯文扫地”的局面，重用文臣、开科取士，甚至立下了“不杀大臣及言事者，违者不祥”的铁誓。不但重用前朝旧相，而且提拔南唐旧臣徐铉、张洎，加之开科取士和地方推举人才，北宋一改五代的颓废之气，大兴文治之风，但是随着文士兴盛也必然要面临着臣僚结党的潜在可能，面对武将赵匡胤采用了“杯酒释兵权”，面对文臣赵匡胤又是如何应对?

在宰辅选用上，太祖并没有如其他王朝新帝登基便大封自己的亲信幕僚来担任中央的主要官员、执掌中枢权力的做法，太祖继续任用范质担任宰相并加司徒，王溥、魏仁浦都保留原职并且分受司空和尚书右仆射之职，而执掌兵权的枢密使一职也继续由前枢密使吴廷祚继续担任。至于陈桥兵变的主要策划者赵普仅是在建隆元年(960年)八月被任命枢密副使，直到建隆三年(962年)十月，才因为枢密使吴廷祚“年齿渐高”退任雄武军节度使，赵普才正式任命为枢密使。最后在乾德二(965年)年赵普才得以拜相。这样的宰辅的任命方式，看似是念及前朝臣僚的一种做法，实际上却是掌控中枢权力的高明之举。其表现如下：

第一、相权受到约束，皇权威信加大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先是，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从容赐茶而退。……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犹有坐而论道之遗意焉。质等自以前朝旧臣，稍存行迹，且惮上英睿……常言于上曰：‘如此则尽秉承之方，免妄庸之失矣。’上从之。由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赐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与坐论矣。”

自唐朝以来，宰相“坐而论道”的制度一直被保持，这一方面是皇帝对宰相的尊重，同时也是宰相权力强势的一种标志，唐朝的党争频发也跟宰相权威过大、结党左右政局有关。因此，想要预防党争必须先对宰相的权威进行约束，赵匡胤任用范质等旧臣正好起到了这一作用，三个宰相在面对特殊的环境之下，使得他们在奏事上言方面，不敢做出强硬的姿态。

赵匡胤打算亲征太原，偏偏选择在一次宴席之间询问宰相魏仁浦，而身为宰相的魏仁浦也仅仅是对赵匡胤进言道：“欲速则不达，惟陛下审思”，这明显是刻意轻视宰相的行为，相比后来的宰相赵普，范质、王溥、魏仁浦等三宰相在决断和气魄上都相距甚远，而宋太祖的权威也通过此次宰辅任命迅速建立了起来，宋朝开国之后，赵匡胤通过手段也一下子改变了自古宰相权威太重的问题。

第二、宰相人选皆用老臣担任

通过对范质等三人为宰相的任命，这对于之后任命宰相的有着重大的影响，北宋一朝除非在元老重臣皆故的情况之下，否则宋朝的皇帝很少让本朝官员担当宰辅重任，在赵匡胤之后，对于宰相的任用上基本上是秉承了多用老成持重的老臣及稳健派官员，宋太宗、宋真宗到宋仁宗前期基本上较好地保持了这一传统。

当然了，在这皇帝执政期间，还是存在特别情况，就是宋太宗淳化四年任命为宰相的吕蒙正，吕蒙正本身是在太平兴国二年科举中第而起用的新进官员。不过，吕蒙正是状元，也是北宋第一位成为宰相的状元，并且为人老成持重，而且也一直洁身自好未尝参与过党争或者拉帮结派。《宋史》称赞其“为张绅所污而不辨”、“将顺德美，修明庶政，以致承平之治，可谓君臣各尽其道者矣”。

吕蒙正以优秀的品格及不俗的能力，充分证明自己有资格成为北宋前期的宰相的特例，宋仁宗朝庆历新政时期，宋仁宗也没有改变祖制，给主持新政的范仲淹和富弼只是参知政事和枢密副使之职。自范仲淹和富弼在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走马上任开始实施新政，直到到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解除职务，因杜衍本身与范仲淹关系甚好，所以对其新政较为支持以外，其他宰相基本属于老成派，并不支持新政，这里对于庆历新政好坏就不多说了。

从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的前期，这三个时期基本上都没有发生过类似党争问题，甚至连过于激烈的廷争情况都很少出现，宋朝真正意义上开始党争应该是在宋真宗后期的“寇丁之争”，宋仁宗朝虽然党争规模变大，但也是一直到明道二年(1033年)郭皇后的废留问题，才引发了第一次台谏与宰相之间的廷争，由此可见，任用老臣对于稳定朝廷政局，防止党争发生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第三，给予信任更给予压力

宋太祖时期三个宰相由于身为前朝旧臣，所以在交往处事上都尽量避免被认为自己有拉拢他人结党谋事的印象，这一情况集中地反映在王溥身上，其中有两件代表性的事件。

1、是王彦昇求贿。

“(王彦昇)后为京城巡检，中夜诣王溥第，溥惊悸而出，既坐，乃曰：‘巡警甚困，聊就公一醉耳。’彦昇在求贿，溥佯不悟，置酒数行而罢。翌日，溥密奏其事，乃出为唐州刺史。”

王溥并没有给予王彦昇金帛之物，却还是深怕此事被认为是自己拉拢结交其他官员的证据，所以他最后才选择了这种密报太祖的做法，来自保无事，本身没有私贿官员却还是如此，一来这是王溥自身的行事风格，二来也能够反映出当时太祖对于臣僚的监控还是较为严密的。

2、劝老父请老离职

王溥的父亲是宿州防御，王溥劝自己父亲以年老不堪驱使为由，要自己父亲告老还乡，但是赵匡胤却没有批准这一请辞，又任命王祚为左领军卫上将军。王祚大骂王溥：“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囚我。”王溥之所以劝其父请辞，也是和北宋初期的政治特点有关联的，赵匡胤十分注意武将与宰辅的关系，为防止军权与中枢权力发生联合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先前有过例子。

开宝五年(972年)，枢密使李崇矩被罢职，主要原因李崇矩和当时的宰相赵普结为了姻亲，所以，王溥既为前朝旧臣，同时父亲又是掌握兵权的将领，这种情况之下，不免受到赵匡胤的怀疑和猜忌。赵匡胤夺位之时王溥是最为积极的一个，“质等不知所为，溥降阶先拜，质不得已从之，遂称万岁”，正是王溥的率先表态使得全朝文臣纷纷顺应赵匡胤。赵匡胤对于王溥是能够信任的，但是王溥却处处谨小慎微，小心处事，可见太祖在给予信任的同时，也给以极大的压力，使得不敢乱用权力，并且要低调行事，宰相的为人处事尚且如此小心，就更加谈不上敢结党专权了。

所以，不难看出赵匡胤希望自己建立国家在朝堂之上，不会因为"杯酒释兵权"武将地位下降，文臣地位上升出现包庇隐私、结党暗藏，同时又能够分清主次、不要越职专权的关系。各任枢密使和其他枢密院官员，也基本上按照宋太祖赵匡胤所希望达到的效果来进行执政，纵观整个北宋前中期，文武官员之间结党的现象也鲜有发生。即便是宋仁宗时期，被范仲淹一手提拔的名将狄青，为了预防文武勾结，新政派以“本朝不以大将为枢密使”的理由免去狄青枢密使之职，范仲淹也并未曾多说一句，由此可见宋太祖赵匡胤的各项措施没有白费，构建了文武之间相互制约朝堂，至于后面的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赵匡胤也无能为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