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泰与北周的崛起：从乱世英雄到王朝奠基人

一般而言，王朝的建立是从接受前代王朝禅让，或者通过暴力手段实现彻底取代为起点，以新帝登基为标志的。但在正史书写中新王朝的起元却往往不若如此，其中很多都是从本王朝尚未功成之时的“创业之主”开始书写的。

如：《周书》是将创业之主文帝宇文泰立于本纪之首的，且用了两卷的内容来进行书写，远远超过北周真正的建国之君孝闵帝宇文觉。

这一篇幅在《周书》所载的五帝当中，也只有守成之主武帝宇文扈得以与之媲美。而同为唐初官修的五部史书之一的《北齐书》亦是如此。

其本纪第一篇为创业之主神武帝高欢立传，同样用了两卷的篇幅进行书写，为北齐七帝之最。

由此可以看出此一时期史官在修史中对于创业之主的重视。河阴之变后，北魏政权名存实亡。

公元532年，高欢立元修为帝，即孝武帝。两年后，二人矛盾激化。元修率众入关投奔军阀宇文泰，而此后与宇文泰之间亦生有嫌隙，投毒至死，宇文泰改立魏孝文帝的孙子元宝炬为帝，即魏文昭帝。国号“大魏”。

自此，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在这段史实中，若从君臣角度出发，宇文泰与高欢实乃一丘之貉，都是以天子为傀儡进而谋求自己政治利益的最大化。

二者之中尤以宇文泰更甚，做出弑君之事，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但仔细对读《周书》和《北齐书》，我发现两人在史书中的形象建构却呈现出天差地别之势。

《周书·文帝》中主要撰写了宇文泰的三件大事，这三件大事的书写共同将宇文泰刻画成了一个乱世忠臣的形象。

第一件事是收编贺拔岳残部，杀侯莫陈悦，统一关陇。

宇文泰早年跟随其父参与北魏末年的六镇起义，起义失败后成为贺拔岳麾下一员。

公元534年，贺拔岳遭侯莫陈悦所害，宇文泰被散落余部推举为主，后攻杀侯莫陈悦一统关西成为霸主。

这件事可以说是宇文泰权力的起点，为此后北周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军事基础。本为乱世奸雄之间的相互倾轧，但在《周书》的记载之中，却被冠上了为报知遇之恩，奉天讨贼的名号。

《周书·文帝》卷中对此事的记述主要是以宇文泰三次上表孝武帝请求讨伐逆贼的奏令和一篇讨贼檄文构成的，但对战争的具体过程却是一言代之。宇文泰以临危受命、形势所逼为由婉拒了魏帝将贺拔岳余部调回入京的命令。

并且奏令后也在为宇文泰抗命之举做出解释，认为其“志在讨悦，而未测朝旨”。在檄文部分，先是指出侯莫陈悦品行不端，犯下滔天罪行罪行，随后晓之以情劝其归降，将自己摆放在了正义的一端。

第二件事是君臣关系的处理。

公元534年魏孝武帝元修与高欢决裂，高欢带兵从晋阳南下，元修被迫率众入关中投奔宇文泰，十二月被泰毒杀。

“孝武帝入关不久，与宇文泰之间又发生裂痕；同年十二月，泰毒杀了孝武帝，拥立元宝炬为傀儡皇帝。”

此事乃是毒杀君主的大事，但在《周书》中却着重于宇文泰对孝武帝入关时迎接时的盛情与忠心的记述。而对于宇文泰毒杀孝武帝一事，却是一笔带过。

“闰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太祖与群公定策，尊立魏南阳王宝炬为嗣，是为文皇帝。”

在赵翼《陔余丛考》中，亦曾对此事作出评价。认为此段暗含为周文帝隐晦之意。

“魏孝武帝之崩，乃周文以其与明月公主乱故酖之，《周书》但书魏孝武帝崩，而不见被酖之事……未免意存隐晦。”

第三件事是与东魏之间的多次交战。

在《周书·文帝》的记载中着重展现了战争中太祖个人的远见谋略和过人胆识，建构了一个多次扶大厦之将倾、救国于危难之中的忠勇形象。

唐代修史是有着明确的政治目的包含其中的，而《周书》自是亦无法独善其身。

《周书·文帝》记载的三件大事有着其共同的目的，即塑造人设、标榜正统。

一、收编贺拔岳残部、杀侯莫陈悦。

此事具有现实和政治的双重意义。

在此之前，宇文泰的身份地位最多只能算是关陇集团的一个中高层将领，而绝非核心领导。而贺拔岳惨遭侯莫陈悦袭杀一事为宇文泰的迅速崛起提供了契机。

此后其收编贺拔岳余部、剿灭侯莫陈悦，一举成为关陇集团的领袖，拥有了足以与东魏抗衡的雄厚军事基础。

此事对宇文泰影响巨大、极为关键。这是其被书写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周书》中刻意为宇文泰营造了一个积极正面的形象。此事从另一方面来看其实可以理解为乱世枭雄之间的相互倾轧，但在《周书》之中却花费了大量篇幅在其讨贼诏书的记载之上，而对战争惨烈场面的记载却是寥寥几句。

由此，便将其刻画成了乱世中能臣奉旨讨贼的形象，这乃是此事的政治意义。若把此事定性为奉天讨贼，则战争性质则随之转变为正义性的，宇文泰的权力获取也名正言顺，更为合法化。

第二件大事是迎魏帝入关。

此事在史实层面无异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在《周书》的记述之中，却着重于迎魏帝入关时隆重场面的记述和君臣和睦的描写，而淡化了宇文泰弑君的历史事实，这无疑是《周书》的编者有意为其遮掩。

第三件事则是记载了与东魏之间的多次交战，通过记载与东魏的多次交战为太祖营造了一种有勇有谋、忠君爱国的能臣形象。

通过《周书·文帝》所载三件大事的分析，可以看出《周书》的编者对宇文泰的形象在做有意的维护，尤其是与同为创业之主传的《北齐书·神武帝》作比较时，反差更是尤为明显。

第一件事为宇文泰权力攫取提供合法证明；第二件事则为其营造了在乱世之中忠君爱国、救国于危难的形象；第三件事则彰显了其卓越的领导和谋略才能。这三件大事所共同构建了西魏至北周权力禅让过程中“臣”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