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不该出现的短视频，是这种

最不该出现的短视频，是这种

《幼儿园教师》剧照

过年回家，这样的新景象已经成为日常：父辈将手机对准孩子，拍下孩子们的各种时刻，并且制成短视频分享。

刷各类短视频成为人们日常里最重要的消遣，你一定看过这类以孩子为主角的短视频，比如孩子做不出作业，孩子和家长、朋友之间发生的“囧事”，等等。

配上罐头笑声，这类短视频可以迅速地走红。只是少有人去想，它到底会有怎样的影响？

如果在短视频App的搜索栏里输入“小孩/搞笑”字眼，搜索出来的视频里会出现大量类似家长在教在读小学的孩子简单的数学题，但是小孩怎么样也学不会，最后家长气急败坏的段子，也有可能出现两个小孩在对话，孩童间的对话纯真无瑕，但配上了重复出现的“罐头笑声”，显得令人不适且奇怪。

这些“晒娃”性质的内容在互联网吃香走红，不俗的观看量和互动量让更多家长开始将自己的孩子的生活片段放到了网络上。并不排除一部分家长纯粹出于分享孩童带来的喜悦心情而“晒娃”，但另一部分的“晒娃”似乎开始沾染上商业的味道。“晒娃”这件事，变得不再单纯。

不再单纯的，不只是大人

从41年前尼尔·波兹曼对于电视负面作用的阐述中，似乎已经可以预见社交媒体和短视频进一步扼杀儿童的童真这一事实。在《童年的消逝》一书中，尼尔·波兹曼表露了对电视有可能搅乱儿童的童年的担忧。

在他看来，电视出现之前，纸质媒介可以通过分成童书和非童书来捍卫童年的分界线，但电视出现后，儿童像成人一样平等地得以观看每一个电视节目，成人和儿童的内容混淆在一起，使得儿童过早接触成人世界的内容，造成“童年的消逝”。 而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出现后，这种消逝来得越发凶猛。

《童年的消逝》

[美] 尼尔·波兹曼 著，吴燕莛 译

三辉图书 | 中信出版社，2015-5

如果说，人们之前一直担心的是儿童接触到不适宜的信息而失去童真，那么现在这些以儿童的言行为主要内容的短视频和直播，则是将儿童世界置入了一个媒介造成的危机中。

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人们主动地展露着自身的身材、样貌、生活和情感。戈夫曼在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一书中，用理论归纳了人们在不同群体、不同环境面前展露不一样的自我的现象。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所有人都是表演者，我们会根据自己所处的舞台以及交往对象来调整自己的行为。

我们的生活好比是一个舞台，需要交往的人是台下的观众，我们在台前的行为经过修饰，语言也经过过滤，扮演的往往是一个理想化的社会角色。而演出谢幕，我们退回没有观众的后台，卸下妆容，翘起二郎腿后，才是我们真实的一面。

《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

[美] 欧文·戈夫曼 著，冯钢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6

当被摄像头对准，儿童们的表演也就此开始，他们作为内容出现在万千网友的手机里。

在短视频开始入侵人们的生活后，人们的前台和后台开始相互渗透。 很多像“假装偷拿小孩的东西观察他的反应”这类视频中看似无意的、意外的反应和对话，实际上是视频策划者设计、排练好的脚本。社会化表演的前台和原本应该反映真实状态的后台开始合二为一，后台有了前台的性质，前台也开始出现后台的特征，前台和后台的区分不再泾渭分明。

于是，当表演日常生活成为常态，儿童是否还能保有原有的童真？

当童年变成流量

童年的概念最初在16世纪产生，印刷术的出现让口语主导的交流局面快速退场，薄薄的纸张竖起了分隔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高墙。现代社会中的消费主义恰巧也热爱一切分类——分类意味着更多的目标群体及针对他们的商品：儿童服饰、儿童玩具。

讽刺的是，无论是童年的制造，还是童年的消逝，从来都和童年的主体无关。

《晒娃请三思》曾经探讨了晒娃这种行为可能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与成年人不同，儿童的隐私受到其监护人行为的极大影响。 不仅如此，区别于成年人自行做出决定和选择的主动，儿童在隐私的暴露方面很多时候是被决定的一方。比如，一位母亲高兴时可以拍下女儿玩耍或写作业的照片或视频发布在自己的朋友圈，家长往往不会征求儿童的同意，很多时候儿童也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了家长发布内容的一部分。

《晒娃请三思》

[美] 莉娅·普朗科特 著，张昌宏 译

世纪文景 | 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5

作者普朗科特将“晒娃”具体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商业晒娃、日常晒娃和基于善举的网络社群晒娃（如患病孩童的众筹），书中更多讨论的是前两种情况带来的隐患。

商业晒娃泛指在社交平台上以盈利为目的发布儿童或亲子图片和视频，儿童往往被打造成带有某种人设的“小网红”。近年来，儿童类视频火爆，有家长开始让2岁的小孩在平台上拍摄吃播，通过带货和植入获利。更有甚者，会让儿童穿着不适宜年龄的性感衣物拍摄擦边短视频。

处于网络中，无视角、散射式的数字化全景监狱让儿童以没有盲点的形式被暴露， 儿童被制造出来的一言一行都以数据的形式在平台背后流通，转移成流量，以另一种形式回到家长的钱包。在这场被亲子外衣包装的经济行为中，父母被赋予了太多的主动权。

记忆成为常态后，

儿童的“被遗忘权”何去何从

在开学、毕业、聚餐时随手记录儿童成长片段的“晒娃”也存在着风险。 虽然家长并不带有特定的目的，但无意间暴露的家庭信息、儿童信息都有可能为不法分子人口拐卖、儿童色情产业提供便利。全景监视转移到了儿童世界，它的视角变得更加多样化，喜欢窥探儿童的人不需要自己想方设法架个望远镜对准小孩，打开手机就能看到无数家长自行拍摄的内容。中心与外围边界的消失，让它看得更深、更多。

值得注意的是，日常活动类型的“晒娃”除了真实的日常片段分享外，还包括父母针对儿童刻意地制造恶作剧。

面对有意而为的恶作剧，儿童往往也会配合着表演。/ 图片来自网络

例如，在一些视频中，拍摄的家长会询问镜头前的儿童“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了，你会跟谁？”之类的问题，或者做出故意破坏孩子喜爱的玩具、拿走孩子的糖果等行为，再记录下儿童的反应。

面对值得信赖的父母，镜头前的儿童绝大多数都会相信父母的恶作剧言论和行为是真实的，一些儿童竭力保持镇定，更多的是情绪失落、崩溃大哭。 在父母看来是简单的恶作剧和玩笑，但对儿童却会造成伤害。

“这令我们思考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成年人的幽默品位有多大程度是建立在我们应当视为欺凌的行为之上呢？‘欺凌’是一个饱含争议的词语，也许可以使用‘网络欺凌’这个字眼，来描述潜藏在某些商业晒娃行为和一般晒娃行为背后的动力。” 《晒娃请三思》里直接指出，很多“晒娃”已经带有不自觉的欺凌性质。

强弱悬殊下所产生的诙谐感，往往为亲子号所青睐。/ 图片来自网络

如今，数字化生存成为了人们的常态。社交媒体的出现让用户交流、呈现的内容越来越多地向“自我”倾斜，主动披露的内容成为了人们塑造自我的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遗忘成为例外，记忆才是常态。

2012年，欧盟委员会颁布的草案中，提出了数据主体应享有“被遗忘的权利”。人们遗留在赛博空间里的足迹由于搜索引擎的日益强大而变得更加有迹可循，真正的“被遗忘”极为困难。但和儿童相比，成人起码拥有删去自身相关内容的主动权和意识。

《儿童法案》剧照。

现在的情况是，儿童本身的意愿并不重要，他们可以被家长随意拍摄发布到互联网上被人观看，而平台的规定细则，也允许人们做出这样的行为。

儿童天真烂漫、纯洁无瑕，可惜的是，他们并不可能永远保持这一状态。在互联网中儿童的观看之道和被观看之道，把住第一道和第二道关口的平台与家长，也应该看到在“晒娃”的喜悦背后也有隐忧与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