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士诚起义的历史故事

苏南有句常用俗语——“讲张”，音“港藏”（吴语）。其意为两人或数人在一起聊天。比如有人问：“小陈到啥里去哩？”答：“小陈勒嚯同王夹里讲张。”（“讲”音同“刚”）就是说，“小陈正在和要好朋友王某人在谈天。”请注意，这里的“讲张”并不是在谈论张某人，而仅仅是谈天、闲聊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表达呢？这还与明初那段历史有关。

“讲张”的主角张士诚（1321年8月23日—1367年10月9日），元泰州白驹场亭（今盐城大丰区白驹镇）人，出身盐贩，小名九四，“少有膂力，负气任侠”。苦于元朝的残暴统治，元至正13年（1353年）春，张士诚与其弟张士德、张士信及李伯升等率盐丁起兵反元。

次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建立政权，称诚王，立国号大周，年号天佑。至正15年（1355年），张士诚率部由通州（今南通）渡江，克常熟、平江等地。至正16年（1356年）3月，张士诚迁都平江（今苏州），改平江城为隆平府，改建承天寺为王宫，并设立了省、院、六部等行政机构。此后，张士诚又率部攻陷了湖州、松江、常州等地。至正23年（1363年）9月，张士诚自立吴王。其割据的地盘，南至绍兴，北过徐州，东临大海，西据汝宁（河南汝南）、颍州（安徽阜阳）、濠州（安徽凤阳）、泗州（江苏盱眙）一带，纵横两千余里。将士达数十万之众。

张士诚起义路线图

相传，张士诚曾屯兵吴地香山，在官港（前对香山、背靠长江，左依巫山、右依长山，其出口为巫子门，是一处外人不易察觉的藏军之所）训练水师。某年秋末，张士诚选一黄道吉日，在香山老虎嘴检阅三军。见旌旗招展，号角嘹亮，粮草充足，兵强马壮，官港水面桅檣林立，兵船穿梭，恰似一条势不可挡的长龙。张士诚喜不自禁，赋诗一首：“虎嘴阅三军，江南独称王。军屯巫子门，粮满张家港。”接着，哈哈大笑，指着官港说：“这里是张家的天下张家的港。”张家港由此得名。

元至正26年（1366年）9月，朱元璋（1328年10月21日—1398年6月24日，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幼名重八，字国瑞）在剿灭了盘踞长江上游的陈友谅部后，以徐达为主将，常遇春为副将，率20万精兵，攻打张士诚。熟通兵法、老谋深算的朱元璋，采取“使其疲于奔命，羽翼既疲，然后移兵姑苏，取之必矣！”的战略，命二将暂不攻打城台坚固的平江，先攻湖州等地。至年底，张士诚外围辖地尽失，平江四面被围，沦为孤城。危急关头，张士诚不听劝降，屡次浴血突围，均以失败告终。至正27年（1367年）9月，徐达领兵发起总攻，百道攻城，平江城陷。张士诚见大势已去，投带上梁，被大将赵世雄救下。张士诚被元军俘获后，由水路押解至应天府。在船上，李善长说降，遭张士诚破口大骂；朱元璋劝降，约拜以将军，张士诚怒怼曰：“天日照尔不照我而已。”是夜，张士诚乘人不备，上吊自尽，终年47岁。其坚贞不屈的表现，不失为一位大丈夫。

盐贩出身的张士诚，十分了解、同情底层百姓的疾苦。由此，张士诚在统治江南期间，励精图治，宽厚待民；去除弊政，造福百姓。

为整饬民风，他颁布了《州县兴学校令》，兴办官学，开设弘文馆，招纳“将吏子弟、民间俊秀”，入学者的日常饮食和津贴均由大周政权承担。至正22年（1362年）、25年（1365年），张士诚在江浙地区两次举行乡试，遴选了一批学优者入仕；为网罗人才，他设立礼贤馆，广徕四方贤士。施耐庵、罗贯中、陈基、陈维先等元末名士，都曾在张士诚帐下任职；为休养生息，他免除了农民拖欠元政府的所有税赋，减免农民当年四成税赋，并把地主和富户的粮食衣物赐予贫民和老人；为发展农桑，他在郡、县两级行政区分别设立劝农使和劝农慰，劝课农桑，督导稼穑，并带领当地农民开荒垦田，兴修水利；为稳定经济，他命人把承天寺的铜佛融化，铸造“天佑通宝”，取代元顺帝发行的至正钞在江浙地区流通，有效稳定了市场和物价。张士诚施行的一系列善政，使江浙地区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那些因灾荒或战乱而颠沛流离的农民，纷纷返乡，重建家园。

除施行善政外，张士诚在其它方面的表现，也值得肯定。元末明初“元四家”之一的杨维桢曾评价张士诚：“兵不嗜杀，一也；闻善言则拜，二也；俭于自奉，三也；厚给利禄而奸念必诛，四也。”

张士诚踞苏十余年，保境安民，轻徭薄赋，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深得民心，广受拥戴。对此说法，有两事可以佐证。其一，当年，张士诚从常州败退平江，沿途百姓怕“子弟兵”迷路，在路边立起一根根挂着灯笼的木棒，取名“天灯”，一如现在的路灯。“挂天灯”这一节庆习俗，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叶。其二，当年，朱元璋攻打平江城，平江百姓同仇敌忾，舍生忘死，与守军一起浴血奋战，拒敌城外。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绝对劣势下，坚守孤城8个月。

当然，雄踞江南、称霸一方的张士诚，也并非完人。其最大的不足是性格刚愎、谋略不周、目光短浅、遇事寡断、对部将约束不严等。《明史》评说张士诚：“士诚为人，外迟重寡言，似有器量，而实无远图。”这与他的出身和学识不无关系。

元末军事割据形势图

明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初四，朱元璋称帝，国号大明，年号洪武，定都应天府（南京），开启了洪武之治。明朝建立后，江浙一带的民众表面臣服，暗里念旧。据明朝苏州太仓人陆容私家笔记《菽园杂记》记载：“高皇（朱元璋）尝微行至三山街，见老妪门有坐榻，假坐移时，问妪为何许人？妪以苏人对。又问：‘张士诚在苏如何？’妪云：‘大明皇帝起手时，张王自知非真命天子，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至今感德。’”

老妪的一番话，让朱元璋心生郁闷，大为不爽。之后，朱元璋颁诏严禁“褒张”，并派密探四处查处“褒张”言行。密探但凡看见百姓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便厉声呵斥：“不许讲张！”由此，“讲张”成了一句特定的俗语。

严禁“讲张”之外，为削弱苏南地主及张士诚残余的势力，防止他们犯上作乱，朱元璋实行了迁徙富户的政策，把江南尤其是苏州的富户大族及张氏族人，迁徙至苏北、安徽、河南等地，强迫他们背井离乡，出走异乡。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迁徙发生在洪武14年（1381年）。是年，朱元璋命手下大将俞通源“徙江南豪民十四万填凤阳”。为加强对江南地区的控制，明朝对江南地方官吏采取了“自牧守以至参政，莫不慎择其人”的不信任政策。洪武年间，江南地方官极少能终其任者。以苏州府为例，30年间换了30个知府，其中被贬谪者1人，被罢官者2人，被下狱者8人，被黥面者1人，被处决者3人。

洪武年间，朱元璋还对江南，尤其是苏南地区苛以重税。之所以加重苏南地区的税赋，固然与苏南地区农耕发达、地产富庶，历朝历代皆是重赋之地不无关系，但是否真出于朱元璋怒民附寇、挟私泄愤的个人恩怨，史界自有公论。毕竟苏州曾是张士诚大周政权的都城，毕竟张士诚在苏南民众的支持、拥戴下，势力日益强大，拥有了与朱元璋抗衡的资本，让朱元璋吃尽了苦头，付出了巨大代价。有关朱元璋对苏南地区苛以重税的做法，即便在《明史》中，也能找到依据。据《明史》记载，朱元璋迁怒苏州百姓，“怒其为张士诚守，乃藉诸豪族及富民田以为官田，按私租簿为税额”。

那么，朱元璋对苏南地区究竟苛以了怎样的重税？以苏州府为例，明洪武12年（1379年），苏州一府的田地共为67490顷，其中官田29906.51顷，抄没田16638.40顷，官田高达46545顷。至明洪武后期，苏州官民田增至95417顷，其中官田60094顷，民田35323顷。其时，官田又增加了13549.53顷。这些新增的官田，基本上都是新抄没的民田。苏州各项田土的比例，民田占37.02%，官田占62.98%。官田中，抄没及新入官田占31.64%。其时最富裕的昆山，官田比例高达81.74%，其次是长洲、嘉定和太仓，官田比例均超过了70%。这在苏州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官田飙升，亩税加重，税粮总数也就急遽上升，达到了苏南赋税史上登峰造极、空前绝后的地步。苏州府一年的税粮增至280万余石，较之元朝时增了四倍多，较之张士诚时增了两倍多，相当于全明的十分之一。（见范金民教授《明清江南重赋问题述论》）

朱元璋向苏州征收了超乎寻常的重税。尽管重税并没有压跨苏州的经济，但还是让苏州民众承受了沉重的负担。对这件事，明朝不少文献都有记载。其中，记载最为详尽的，当属明朝史学家谈迁的《国榷》。谈迁在《国榷》中写道：“国初总记天下税粮，共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石。浙江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石，苏州二百八十万九千余石”。由此可见，苏州一府的税赋比浙江一省的税赋还多。

如此，苏州民众岂能不念张士诚的好？想不“讲张”都难。

今苏州市中心观前街南不远处，有一条名叫王府基的小巷，本地人称之为“皇废基”。这里曾是张士诚王宫所在地。在苏州北寺塔（报恩寺塔）东北隅的碑亭内，立有《张士诚纪功碑》。据《吴门表隐》记载，该碑由江南大富豪沈万三立。苏州至今保留着一个奇异的风俗，每年农历七月三十晚，在古城的大街小巷，有人焚香膜拜，把星星点点的香烛插在地上，俗称“烧地藏香”，又称“烧久思香”。据说，这一天是地藏王的生日，张士诚起兵时自称地藏王转世，而“久思”正是其小名“九四”的谐音。——苏州百姓明祭“藏王”，暗祭“张王”。此风俗自明初延续至今，足见苏州民间对张士诚的怀念之情。

当年的首富沈万三还给张士诚做了一块记功碑，也许后来朱元璋杀沈万三，这块碑也是其动机之一。

“十庙钟山黯夕阳，一龛犹自祀张王。吴中花草怜焦土，海上风云忆故乡。霸略已销黄蔡叶，盐徒曾起白驹场。行人掬取春泉奠，疑带当年御酒香。”（俞国鉴《谒张王庙》）所谓成王败寇，明朝的正史是不会记载张士诚造福生民、体恤百姓的事迹的。相反，会尽可能予以抹黑。由此，张士诚的功德只能借助“讲张”，在民间口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