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了层冷冽 多了丝温情

本文转自：北京青年报

◎闲笔落花

如果说张敞的编剧处女作《倾城之恋》是着重于复原张爱玲小说气质、忠实原著之作，那么近日上演于大华城市艺术剧院、由其改编的第二部作品《在流放地》，则是在借卡夫卡酒杯浇自己心头块垒——一方面承袭了原著精神意旨，明确人性被工业杀人机器控制及异化的主题；另一方面融入了改编者的认知，浓墨重彩地描述一种普遍性的失意与困境。

人物关系增加了

《在流放地》原著着力描写的人物为军官与旅行者，情节发展和主旨探讨皆在两人对话中完成。到了改编者手上，人物关系增加，几乎给了每个重要角色一个参照对象：旅行者首先是堕天使，而后扮作旅行者；原著中没有出场的新司令官成了主要叙述者之一，并给了他一个镜子——影子——梦中的自己；军官也有同僚作为对照。原著只是军官、旅行者和新司令官三者的外部对抗，现在变成自我与自我、自我与他人组合的复杂关系，而个体内部的不协调，是表达人之困境的主要载体。

观演过程中，我被一股断断续续的窒息感侵袭。舞台上的每个人都是失败的，迷茫、困惑、不理解，也无力改变。即便军官疯魔般维护杀人机器的正常运行，也依旧无法阻挡大厦将倾，他仿佛需要借着别人的“光”才能活下去。

军官抓住这曾经的“光”不放手，他与几个同僚去祭奠老司令官，显露了他的恐惧——那是他最后一点淫威了，就像人之将死有回光返照之说。而新司令官最后的胜利也并非因为自己做了什么，堕天使贵为天使却长了双无用翅膀……人难以战胜他人，也难以战胜自己，都不可避免地陷于各式各样的蚕茧里，挣脱不得。

以悲悯之心面对笔下人物

基于此，编剧以悲悯之心面对笔下人物。军官死后，不接受也不认同他价值观的堕天使与新司令官没有得意，没有欢呼，反而由新司令官讲出中肯评价：“军官之死，是因为他热衷于他的信仰，但我想，他其实不该付出死的代价。”这一笔，弱化了原著带给人的冷冽，而多了丝温情。

目睹军官为信仰献祭之后，旅行者也变回了堕天使。天使带着茫然和疑惑而来，同样带着茫然与疑惑而去，不是原小说般惊慌失措地逃离，也不再是最初“没劲，实在没劲”那种冷漠的样子。说到此，我似乎有点理解最后为何要出现跳舞的新娘与升起的白气球，它可以看作是导演易立明给予剧里剧外同样被困的人一次心灵抚慰。

舞台剧《在流放地》将语言诗化，减少攻击性，这一点在新司令官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用现代人的眼光看，新司令官可以粗暴定调成“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他不支持老司令官的做法，想破坏杀人机器，但面对现状无力改变，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外来人旅行者身上，空有权而不知如何掌权；他身上带着股挥之不去的忧郁气质，相比军官慷慨激昂的陈词，他言辞典雅，富有哲理，无论是自陈还是与堕天使对话。这类台词语义多变，与日常有距离感，既对演员表演提出挑战，也为观众立了道门槛。

三个军官同僚，作为几个掌权者，他嘲或自嘲，消解了一些剧本文本的隔阂感。他们的讥讽话语都来自现实，来自活生生已经上演过诸多魔幻事件的人间，那些抖机灵的话带着一丝冷幽默，富有机趣，可以让观众会心一笑。“司令官要铁面无情”“做错了事也不能认错”“经常给他们普及一些道理，利于他们服从”“因为明天站在这里的不是我”“软骨病”……传递出的荒谬能与观众紧紧贴合。

“军官之死”来得突兀

“军官之死”是原作中最具反讽意味也最精彩之处，卡夫卡小说已经将此写得饱满。但舞台剧对这一重要情节呈现模糊，而是另辟蹊径，选择以信仰入题讨论人的生存状态，让三个不同阶级、身份的人形成一曲关于信仰的多重奏，相互映衬、相互观照。

在军官给旅行者讲解杀人机器的那场戏中，军官喋喋不休、不厌其烦地讲述机器的原理与受刑细节，此刻对话突然中断，嵌入新司令官的内心交战。一边是军官激情澎湃的演讲，一边是新司令官带着病态有气无力的自白；一方在努力说服他人认可自己，一方却连自己都无法说动。军官与新司令官虽未正面冲突，但间离效果营造的张力其实能给观众提供思考空间。堕天使作为局外人既见证二人交锋，又与他们保持距离。

这三种信仰的对战和分歧，本会是一段很好看的戏。演员需要记住大量台词，演得辛苦，但最终效果不尽如人意。比如军官一角，在卡夫卡的原著中，他津津乐道、如痴如醉地讲解杀人机器，又不动声色地观察旅行者的态度；当发现后者对行刑过程完全不感兴趣时，他恼怒、烦躁，一点点滑向失望与崩溃。之后，他企图寻求旅行者的帮助以挽回老司令官权威的算盘未果——神化机器惩罚犯人的“动人述说”没得到认可，几个旁观者又流露出无所谓的态度，再加上犯人受刑秽物弄脏了机器……多次冲击致使他的心理防线层层破碎。如此，军官选择让自己与机器一起毁灭这个结果便在情理之中，自杀是必然选择。遗憾的是，舞台上的军官观察旅行者的动作及细微的心理变化处理相对粗糙，旅行者与军官都不能把准确反应反馈给对手，都没有完全进入情境。演员卖力表演，却与角色分离，致使军官自杀过程展现得不甚清晰，使这个结果显得突兀。

供图/大华城市艺术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