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圣宗时期的属国政策：武力与治理的平衡

作为辽朝国力发展至顶峰的时期，辽圣宗朝不仅一扫世宗、穆宗、景宗三朝的颓势，还在太祖、太宗时期的领土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辽朝的疆域。

辽朝周边的属国尽皆臣服，辽圣宗朝也在与属国的宗藩关系基础上，完善了属国治理政策。

这些治理措施对辽朝疆域的稳定、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辽朝自辽太祖时期四处征讨，开疆拓土，周边诸部多数选择臣服辽朝，并被纳入辽朝的属国体系之中。

辽太宗在辽太祖的统治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辽朝的统治区域，增加了属国数量。

但太宗之后，辽朝国力衰微，部分属国减少甚至断绝了与辽朝的来往，宗藩关系名存实亡。

直至辽圣宗时期，辽朝的国力发展再次到达了一个顶峰。

澶渊之盟后，辽朝获取了一个较为平稳的外部局面，内政也逐渐趋于平稳，统治制度不断完善，辽朝也逐渐加强对属国的治理与控制，强化与属国之间的宗藩关系。

辽圣宗时期，辽朝对各属国的统治力度加大，治理手段与管理体系更加成熟，对属国的内政、外交都有极强的控制能力。

而强力控制的基础则是辽朝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任何叛辽、扰辽或私下与中原王朝进行联系的属国都将会遭到辽朝军队的武力镇压和征讨。

如甘州虽在辽太宗时期就已经被纳入辽朝的属国体系之中，但其私下与中原王朝联系，还向北宋朝贡，输入马匹等。

这无疑触犯了辽朝宗主国的地位，因此，澶渊之盟后，辽圣宗对甘州发动了三次远征，极大地打击了甘州的军事力量，甘州也由此衰弱，最终被西夏所灭。

强大的军事力量，不仅是辽朝迫使属国臣服的基础，也是保证辽朝宗主国的地位的关键。

但治理属国并不能一味地依靠武力，因此，辽圣宗朝在治理属国时，又采取了其他政策来强化辽朝与属国之间的宗藩关系。

辽朝在将周边臣服部落纳入属国体系之中时，会由朝廷派遣契丹官员管理属国。

如乌古部详稳司和节度使司都是由契丹官员担任，这些官员有参政权和军事管理权，负责监察乌古部，稳定乌古地区的长治久安。

而圣宗统和年间设立的乌古敌烈都详稳司更是高度集权，整个乌古、敌烈地区的政务、经济、军事都由其统领，辽朝也由此加深对乌古。

敌烈地区的控制，从而达到稳固乃至强化辽朝的宗主国地位。

此外，辽圣宗朝还以册封、和亲等方式来强化与属国之间的藩属关系。

辽朝对属国首领的册封，能够凸显辽朝的宗主国地位。

辽朝册封属国首领的官职称号有很多，如统和八年（990年）“女直宰相阿海来贡，封顺化王。”类似的还有详稳、惕隐、太保等称号。

这些册封的官职称号不代表可以掌握实际权力，但代表着辽朝宗主国的统治地位。

其他属国如西夏国王李继迁逝世后，辽圣宗于统和二十八年（1010年）“九月，遣使册西平王李德昭为夏国王。

”高丽国王王询逝世后，其子王钦遣使上报，辽圣宗于太平二年（1022年）“即命使册钦为高丽国王。”

至于对外和亲，辽圣宗曾于“统和七年（989年）三月，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辽夏之间由此结为甥舅之亲，关系更加密切，宗藩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

在此基础上，属国朝贡也是强化辽朝宗主国地位的重要方式。

辽朝属国在臣服辽朝后便对辽朝进行朝贡，每个属国的朝贡次数、朝贡物品种类及数量、朝贡是否形成惯例都有所区别，伴随朝贡而来的还有经济贸易。

属国向辽朝朝贡，辽朝也会回赐大量物品，以此来维护宗主国的权威。

此外，辽朝为了与各属国进行经济往来，专门设置各种榷场以保证经济贸易。

如统和末年，辽圣宗于保州设置榷场，与高丽进行经济贸易。

辽朝还在东京城内设市，在边地府、州设榷场，以此来与女真各部进行贸易活动。

《辽史·食货志》载：“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而对于属国的对外经济贸易，辽朝也具有很大的决定权。

如“统和十五年（997年）秋七月，禁吐谷浑别部鬻马于宋。”虽然这里有一部分政治原因，但是仍能看出辽圣宗朝对属国经济贸易的控制力度，以及辽圣宗朝的宗主国地位。

辽圣宗即位初，辽朝“主少国疑”，辽朝政权由承天太后代掌。

此时的辽朝国力尚未恢复，边疆动荡，属国不安。

周边一些属国失去了对辽朝的敬畏之心，产生了反叛思想，频繁骚扰辽朝边境。对于产生叛辽行为的属国，辽朝一贯以武力进行镇压，迫使其臣服于辽。

但一味地的武力征讨并不是长远之计，因此，辽圣宗时期又辅以其他手段来巩固边疆统治。

大规模移民是辽圣宗朝善用的策略。

如兀惹，由于其对辽朝时叛时附，辽圣宗便开始强徙兀惹民户。

《辽史·地理志》载：“宾州，怀化军。节度。本渤海城。统和十七年，迁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后升。兵事隶黄龙府都部署事。”此后，又有索捕兀惹户进行强迁的事件发生。

这样大规模移民，不仅分散了叛辽势力的力量，还加强了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最重要的是稳定了辽朝的边疆统治，巩固了辽朝的统治秩序。

除了大规模移民外，辽圣宗还采取屯兵戍边的政策来巩固对边疆的统治。

如“来远城，本熟女直地。统和中伐高丽，以燕军骁猛，置两指挥，建城防戍。兵事属东京统军司。”

此外，辽圣宗还实行以夷制夷的方法，来巩固边疆统治。

辽圣宗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基础，辅以迁徙属国民户，修建边防州、城，屯兵戍边，加之以夷制夷的策略，稳定了辽朝的边疆统治，巩固了辽朝的统治秩序。

辽朝在治理属国时，实行以武力镇压为主，安抚为辅的策略。

在征讨战争后，辽朝会俘获大量人口，辽圣宗对于这些俘获的人口采取的手段是迁徙。

上节写道，辽圣宗朝迁徙属国的人口，一是为了分化力量，二是巩固边疆统治。

如辽朝中京道和上京道，迁入了大量征伐高丽时俘获的人口，以及参与大延琳起义人员的家属。

这样大规模地向辽朝各地迁移人口，从客观上导致民族杂居现象普遍存在。

民族杂居加强了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广泛交流，促进了各民族社会的进步发展。

属国向辽朝朝贡一方面显示出辽朝宗主国的权威，另一方面也是辽朝与各属国之间进行的经济贸易。

属国在向辽朝进行朝贡时，朝贡物品种类丰富，有许多都是各地的特产物品。

而辽朝回赐的物品要体现出大国的风范，因此，对每个属国都回赐了大量物品，或钱币、或珍奇宝物。

如西夏国贡进物件有：“细马二十匹，粗马二百匹，驼一百头，锦绮三百匹，织成锦被褥五合，苁容，甜石、井盐各一千斤，沙狐皮一千张，兔鹘五只，犬子十只。”

辽朝回赐的物品除大量羊以外，还有“犀玉腰带二条、细衣二袭、金涂鞍辔马二匹、素鞍辔马五匹、散马二十匹、弓箭器仗二副、细绵绮罗绫二百匹、衣著绢一千匹、羊二百口、酒菓子不定数。”除了朝贡贸易外，辽朝在与属国进行交往的过程中，还设置了榷场进行经济贸易。

《辽史·食货志》载：“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靺鞨、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驼马、毳罽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繦属。”榷场的设立加大了市场上的商品流通，辽朝也乐见于此，便设置多处榷场。

总之，不管是朝贡贸易，亦或是榷场贸易，其产生的作用不仅促进了各地的经济交流，还加强了辽朝境内的物品流通。

辽朝在治理属国的过程中，也会产生文化的交流。

这种文化交流是双向性的，即契丹文化会在辽朝与属国的交往中流入各属国，而各属国的文化也会随之传向辽朝。

辽朝自建国初便向往中原文化，随着辽朝疆域逐渐扩大，领土内汉人逐渐增多，辽朝也随着产生了农耕经济，这种农业文化便随着辽朝统治，传到了部分属国之内。

此外，辽朝的一些习俗文化，也被传播到其他属国之中。

如契丹人有拜天的习俗，在拜天时，多以青牛白马为祭物。杀白马以供天享，杀青牛以供地享，以示对天、地的敬仰和珍重。这种拜天习俗被女真所继承。

《金史·礼志》载：“拜天金因辽旧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礼。

重五于鞠场，中元于内殿，重九于都城外。”除了拜天习俗被女真继承外，契丹人的“射柳”活动也被女真人全部承袭，因此，《金史》中载：“更衣，行射柳、击球之戏，亦辽俗也，金因尚之。”

辽朝在治理属国时，以因俗而治为主，辅以恩威并施的方略。这样的治理政策在一定时期内稳固了辽朝的统治和边疆的稳定。

随着辽朝与各属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广泛交流，一些属国的社会形态、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进步。

但随着各属国的不断发展，反辽势力也在暗中孕育。

辽朝治下民族众多，维护民族团结应是重中之重，但辽朝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采取民族歧视及民族等级制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推行不仅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激化了辽朝与这些民族的矛盾。

在这种政策的推动下，各民族对辽朝的仇怨极深，只是辽朝实力过于强大而不敢轻举妄动。

对于东北地区的女真诸部，辽朝将其力量分化为熟女真和生女真，且辽朝对熟女真的控制较为严密，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女真势力的发展，但辽朝对生女真部落的控制显得十分松弛。

生女真数量众多，且在辽初时经常侵扰辽朝边境，“（女真）前后屡与契丹为边患，契丹亦设防备。

南北二千余里，沿边创筑城堡，搬运粮草，差拨兵甲，屯守征讨，三十年来，深为患耳。”辽圣宗朝在征服生女真后，并未对其进行严密的控制。

只是在治理生女真时，册封其部落酋长为惕隐、宰相等官职，依靠地方机构进行管理，这也给了生女真部壮大势力的机会。

由于生女真部在与辽朝交往的中不断受到辽朝的打压欺辱，导致二者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直至辽末，这一矛盾迅速激化，生女真部举起反辽大旗，一举覆灭了辽朝。

在阻卜地区，辽圣宗朝在征服阻卜诸部后，在这一地区设置节度使进行管理，但这些节度使“往往非材，部民怨而思叛”，导致辽朝与阻卜诸部的关系急剧恶化。

“开泰元年十一月，西北招讨使萧图玉奏，七部太师阿里底因其部民之怨，杀本部节度使霸暗并屠其家以叛。”其后，更是将辽朝将领萧图玉围困于可敦城，气焰十分嚣张。

虽然辽朝出兵平定了这次叛乱，并废止了阻卜节度使得任命，但阻卜诸部的反辽情绪仍然很高，叛乱频发。

对于乌古敌烈地区的属国，辽朝更加看重。这一地区的属国叛附无常，因此辽圣宗朝多次出兵平乱。

在与乌古、敌烈等属国建立朝贡关系后，辽朝加强了对这一地区属国的控制。在辽朝的治理下，属国民众承担着沉重的徭役赋税。

统和年间被流放西北的耶律昭答复时，任西北路招讨使的萧挞凛时指出：“夫西北诸部，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

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春夏赈恤，吏多杂以糠粃，重以掊克，不过数月，又复告困。且畜牧者，富国之本。有司防其隐没，聚之一所，不得各就水草便地。

兼以逋亡戍卒，随时补调，不习风土，故日瘠月损，驯至耗竭。”除了沉重的徭役外，辽圣宗朝还设置多个边防城以加强对这些属国的监督和防范。

在治理兀惹、吐谷浑等属国时，辽圣宗朝不仅干涉其内政，还分化其部族。

综上，辽圣宗朝在进行属国治理时，采取因俗而治、恩威并施的政策，这种策略在一定时期内稳固了辽朝的统治。

辽朝也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维护了辽朝的宗主国地位，稳定了辽朝的边疆统治。

在治理属国及交往过程中，辽朝与各属国之间的宗藩关系得到强化，辽朝境内的诸多民族进行了民族融合，使得各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产生了广泛的交流，促进了各地的文明交往。

但在安稳平定的环境下，受到压迫的反辽势力也在暗中滋生，随着辽朝与各民族之间矛盾的日益加深，反辽势力愈发强大，终在天祚帝时期爆发并结束了辽朝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