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青报谈“恐童”：这些对生育不甚友好的攻击，也许会裹挟更多年轻人

不知何时开始，高铁上与孩子有关的新闻隔三差五地就要引来一波争吵。

最近的一次发生在6月29日，媒体报道，在汕头开往广州的一列动车上，一名女子因为受不了后座孩子吵闹，竟向孩子泼热水，还说“水是你们列车上接的，烫也是你们烫的”。

随后广铁集团通报，这名旅客与后座旅客发生争执，将茶杯中热水泼向车厢地面，热水溅到后座旅客同行小孩脚背。泼热水者拒绝道歉，冲突双方被移交广州东站派出所处理。

今年“五一”期间，一名女子乘坐高铁时因制止后座孩童撞击椅背，遭到对方家长掌掴并进行反击，被认定互殴，双双受到行政处罚，也多次登上热搜。

不知是不是因为这类事件频繁发生，铁路公司也感到棘手。多地网友发文称，自己带娃出行时，有高铁列车播报“如果儿童哭闹，请带到车厢连接处哄”；还有的，幼童稍有动静，列车员就会出现，要求父母将孩子带离车厢去安抚。

作家苏小懒发微博称，这反映了当前对幼童公共场合哭闹几乎零容忍的社会风气。她对此表示反对——我们需要提倡家长们管好自己的孩子，但儿童的年龄不同，公众也要有不同的宽容度。

“我们不应该用成年人出行的社交礼仪要求几岁的幼童，却对成年人的不文明行为再三忍让。”苏小懒举例，“车厢内禁止大声喧哗已经足够提醒所有的乘客，而那些打电话高谈阔论的、大声打扑克的、公放短视频的、偷偷抽烟的、脱鞋子的乘客……也很普遍，大家却一忍再忍。”

网友的讨论分成两派，一边叫苦“难道不能对儿童更宽容吗”，另一边坚持“容忍儿童不是我们的义务”，还解释“之所以讨厌‘熊孩子’，更多的是讨厌不对他们加以管教的家长”。

说实在的，这个话题应了那句“屁股决定脑袋”。记得小时候我跟父母出去旅游，第一次见到卧铺车厢，感到新奇而兴奋，在上下铺爬高上低，没少挨训；上大学时我出门穷游，买了车程十几个小时的硬座票，有时跟挤在一条长凳、睡在过道的“邻居”聊聊天，或是逗逗坐在对面的小朋友，反而有助于挨过漫漫长夜。

工作后，高铁成了我主要的出行方式，相较绿皮火车，高铁的速度和舒适性大幅提升，在车上休息或者处理一些线上工作，成了包括我在内很多乘客的选择。实话说，车厢里没少出现狂哭不止的婴儿、来回奔跑的半大小子以及全车厢都能听见他们在玩什么游戏的娃娃团。如果座位离他们近，我也感叹过自己“倒霉”。

女儿出生后，我的视角自然而然地发生改变。在她小时候，我从不敢轻易带她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门，生怕会影响别人——要知道，即使在家里，很多情况下我都无法做到快速地让这个人类幼崽安静下来。出行时遇到这种情况究竟怎么解决？高分答案似乎也写在新闻里：一对上海夫妇带着一岁多孩子乘坐飞机出行，由于担心旅途中孩子哭闹会吵到其他乘客休息，特意准备了耳塞、糖果和暖心小卡片送给同机乘客。

好在，在一次不得不走的高铁带娃之旅中，平板电脑和《小猪佩奇》拯救了我，没有被人贴上“熊家长”的标签。这也是不少家长能够感受的“原罪”。我看到网友分享：“孩子特别小，打不得，骂又听不懂，哄又哄不好。家长也很崩溃，遇到别人的指责强忍着没争吵，怕被拍下来发到网上，感觉生孩子就注定低人一等了。”

甚至有家长带孩子到餐厅吃饭，孩子仅仅是声音大了一点，她就会立刻说出“安静一点，你想被人挂到网上吗”这种话来劝阻，而非耐心引导。面对一个刚满1岁、根本不可能知道什么叫“挂到网上”的小女孩，这位母亲在耐心教育之前，竟然先担心孩子被“网暴”。

是的，在一些年轻人把“不婚不育”挂在嘴边的当下，经过社交媒体的放大，对待儿童的声音显得越来越不友善……正如互联网上对“坏人变老”的那股批判风气一样，“恐童”在一些舆论场也成为一种风气。原本大家只是在批评个别严重影响公共利益的“熊孩子”，但“熊孩子”越来越被人当作一个靶子，来发泄人们的负面情绪。

宣称不婚不育的年轻人，扪心自问，究竟为何这样决定？如果给出的答案与生育环境有关，又何必成为让其更加恶劣的推手？这些对生育不甚友好的攻击，也许会裹挟更多年轻人作出类似的表达。

有人说，“家长就不能把他嘴捂上”“你打他他能不听话”——且不说这些行为是否有违未成年人保护法，这样做的家长会不会又成为网友口中“上一辈不尊重孩子的家长”“不懂教育的祸害型父母”而遭到口诛笔伐呢？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千百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试图用“吾老”“吾幼”，唤醒民众的同理心，以构建更为和谐的社会秩序，实现“大同”。但节奏繁忙而压抑的现代社会，保有同理心成为一件很艰难的事，“反正我不生孩子，我凭什么包容你的孩子”“我每天这么辛苦还要包容别人的孩子，你是孩子就可以影响我的权利吗”……

前述作家苏小懒认为，说这些话的人小时候曾得到了公众的包容，现在的包容是“偿还”。这话有点戾气，理却不糙。人类在幼年阶段缺乏自控能力，需要不断的学习锻炼，几乎所有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放下“恐童”的有色眼镜，回想自己的成长历程，也许能多一些包容理解。

那现实问题如何解决呢？人们恐怕首先要意识到，不同年龄的孩子自控力也不同，比如3岁以下的孩子很难有意识地控制自己的哭闹。在很多国家，幼儿发出的声音被视为“自然声”。2011年，德国修改《联邦排放控制法》，免除了对6岁以下儿童噪声限制的规定，将日托中心、儿童户外游乐场地、球场等场所产生的儿童噪声排除出“有害环境”的范围。

据多家媒体报道，7月20日起，新规要求儿童需要携带有效身份证件才能进站乘坐火车。既然如此，建议相关部门在服务和管理上更加精细化一些，面对列车上达到一定年龄的“熊孩子”，要求父母履行好监护职责，及时制止其扰民行为，否则由乘务员和乘警介入处理，必要时给予处罚；另一方面，对于年纪尚小，短时间内无法安抚的婴幼儿，乘务人员不妨多给一些耐心，甚至提供一些便利，帮助他们尽快平复下来。

正如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儿童友好型城市规划手册》中所说，如果一个空间的规划和营造是为了尊重儿童的需要，毫无疑问，这个空间也会尊重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他们反映了社区中所有弱势群体，包括残疾人和老年人在内的需求。

每个人都躲不过生老病死，谁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成为弱势群体，每个人的同理心为其处在弱势地位的可能性垫底。我们需要正视和尊重每一个社会群体生存的正当需求——哪怕他们是少数、弱势的，而非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这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石。

刘言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23年07月12日 05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