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滨：“医”路向前 何惧不归

本文转自：人民政协报

张伟滨 口述 本报记者 杨智嘉 整理

《&nbsp人民政协报 》 （&nbsp2023年08月01日 &nbsp第&nbsp08&nbsp版）

张伟滨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骨科主任

小时候，我跟外婆住在一起。一天晚上，外婆突然中风晕倒，后来在邻居的帮助下送到医院，但因为耽误时间太久，外婆再也没有醒来。那时我读小学六年级，想着自己要是医生就好了。

这个想法一直伴随我读完初高中，在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父亲是大学老师，他希望我能报考他所在的学校并攻读工科专业，并已经帮我在志愿填报草表中选好了学校专业。但我还是想当医生，在正式填报志愿时，我把志愿全部都改成了医学院。后来，我顺利被上海第二医学院（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录取。

上世纪80年代初，国家医学体制改革，全国有六所医学院校学制由5年改为6年，我成了第一届六年制的医学生。医学有很多知识点需要熟记，当时宿舍每天晚上10点半后要熄灯，为了能多记一点，同学们经常会在熄灯后打着手电筒或点着蜡烛看书。学医确实会辛苦一点，但那时的想法也很单纯——只是一门心思要把书读好。既不羡慕别的专业同学有大把时间去玩，也从来没有觉得学医是一件苦差事。唯一一点是读书时间比别人多了两年，我经常开玩笑说“也就工龄会比别人少一些”。

入职前，我更希望成为普外科医生。我在普外科实习时间比较长，手术上手的机会也较多，觉得自己对外科更为熟悉。但领导偏偏就把我分配到了骨科，这让我多少有些失落。

相对普外科，我其实对骨科了解并不多，一时无所适从。我入科时的骨科主任经常讲骨科医生的成长是个漫长的过程，“三年刚入门，五年知皮毛”，所以对年轻人的培养尤其严格。那时，我们每个月交一次读书笔记，主任认真做点评；每三个月一次考试，既有理论知识，也有实践操作。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所取得的一点临床骨科成就，很大程度跟那时基础打得好有关。

到骨科上班的第一天，我就被安排到骨科急诊上班。三个月后，突然被告知“下个月，你来当急诊班的主班医生”，要带着几个进修医生独当一面，所以压力很大。记得我独立做的第一台骨科急诊手术是处理手臂骨折，但是之前并没遇到过，怎么办？我一边急忙向上级老师请教，一边认真学习随身携带的教科书。好在那时进修医生都是原单位的骨干，在大家的配合下，手术成功完成。

慢慢地，经历的复杂场面多了，信心也足了。感觉才做了一年的骨科医生，好像很多骨科手术我都会做了，尽管都是些基本的手术。再后来，要做一台对当时而言难度较大的股骨颈骨折人工股骨头置换手术，当时手术台上还有比我年资更高的师兄，但主任说：“今天这个手术你来做吧。”顺利完成后，好像自己一下子成长为一名“大医生”了。

“看！这么有难度的手术我都能做了！”

今年，我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尽管委员履职工作、党派工作会占用一部分精力，但直到现在，我每年大概还要做两三百台手术。我认为，只有在工作中不断提升信心，才能更加热爱所从事的职业。

现在，网上有一种观点戏称“学医是一条不归路”。的确，无论是在学校内还是工作后，医生的作息是没有保障的，“做到老学到老”，不停地“充电”学习新知识和新进展对医生而言是种常态。我也了解到，很多医学毕业生都希望在大城市大医院工作，这很正常，因为大医院意味着更多的成长机会。但是，大医院也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同时基层也需要优秀的医生，怎么办？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我的提案聚焦完善三级医疗体系建设，希望三级医疗体系功能定位更加清晰。一方面，能让老百姓方便看病、就近看病、更好地看病；另一方面，也希望在不同级医院的医生们都能获得同质化的职业培训和发展机会，获得百姓一致的职业认同。

现在，我经常会告诉我的学生们，既然走上学医这条道路，就应立志成为一名好医生。要把专业知识基础打牢，要不断与时俱进提升业务水平，在繁忙的临床工作中稳步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