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碑记

作者王鸿莉与识一碑

王鸿莉（北京社科院满学所）

编者按：王鸿莉的《完碑记》记述了探访残碑“继识一女士纪念碑”的经过，表达了她真挚的敬佩之情。此外我们从夏晓虹教授的《晚清北京女学人物发覆》一文中，选摘有关慧仙女士的部分内容，共同编发此版，以此缅怀一百多年前北京这两位致力兴学的女性先驱人物。

北京所存碑刻甚多，御制官修之碑，五体文书之碑，具有珍贵历史、文化价值的不知凡几。其中，有一通碑，于我别有意义，每次见面，如故友重逢。

这是一块断碑，仅余碑首和碑身上部。碑首为双龙戏珠纹，碑身右上题刻“继识一女士纪念碑”（下文简称“识一碑”），左侧落款“中华民国八年”，正文竖体八列。因碑体断裂，仅存碑身上半部文字，移录于下：

呜呼长白继识一女士殁逾年矣

其师之生时可云义而不负其师

生人应有之飨以教育自任至于

出一辙也女士系出朱门父祥公

产输此校布衣蔬食日聚女弟子

亦日绌竟忧悸以卒树华恸哭且

华亲受业于余治古文悉义法今

天荒地老心弗折躬孝祖义液金

“继识一”是何许人？

周邦道先生《近代教育先进传略》中曾征引林纾（1852-1924）《继识一女士纪念碑铭》：“天荒地老心弗折，躬孝祖义液金铁；导颛诱愚率前哲，白髫抵笄咸蒙烈，后之兴者视此碣！”这一引文与此碑残文正可对应。

碑文中“华亲受业于余治古文悉义法”，“华”系继识一的学生和继任者骆树华。骆树华曾随林纾习古文，林纾亦在继识一创办学校中担任过教习。多条线索，可证此碑铭由林纾撰写。林纾《畏庐三集》中有《箴宜女学校碑记》一文，更是直接记录了自己与箴宜女学校碑的渊源。但《继识一女士纪念碑铭》一文未被收入林纾文集，周邦道先生未注明《继识一女士纪念碑铭》文献来源，笔者亦未能检索到更多线索，所以这一碑铭除周邦道所引一句较为完整之外，其余目前仍为残篇。

这一残碑所念、林纾所记、周邦道以为近代教育先进的“继识一”，究竟是何许人，令人念兹在兹？

继识一，爱新觉罗氏，满洲镶白旗，约是1860年代生人。她的父亲祥亨（1832-1904），亦即碑文中的“祥公”，系清顺治帝第二子裕宪亲王后裔，曾连任荆州将军十七年。

荆州将军是清代湖北驻防八旗的最高军政长官，祥亨在任后期，湖广总督是张之洞，驻防将军与总督皆为从一品，两位大人颇打了一些交道。1904年，祥亨病逝于北京，荆州父老赠送五百两奠仪。

继识一将这笔奠仪捐出，创办了一所小学堂，并在报上自述心志：“不才是一个女流，既无兄弟，又少姐妹，孤苦伶仃，有心无力，年纪已四旬外了。当日立志不嫁的时候，就想作出一件正经事，成全培养人才的素愿，莫叫那养女儿的寒心。”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始人张申府就曾于1906年就读于这所学堂。

创办箴仪女学，一生事业所系

1907年清廷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后，继识一创办箴仪女学（宣统年间，因避讳“仪”字，改称箴宜女学），这是她一生事业所系。这所女学是继识一“将自己之宅地捐助作为创立该校之地址，并捐助民地及旗租等地三段，作为该校基金”，学校的启动金乃至将来发展所需资金，继识一都妥帖筹划。

办学不易，继识一积劳成疾，可就是在“弥留之际仍然殷殷以学校前途为念”。临终时，为免除族人争产，继识一将其所有房、地产及一切家具什物统捐助归公，并于学务局立案，以为公证。

1907年，箴仪女学堂开设；1916年，继识一去世。继识一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将自己全部精力、财力贡献于箴仪女学，家中的田地、宅院乃至家具、衣饰，一切可用可捐之物全部留给了箴仪女学。继识一掌校十年，期间女学的学杂费均免；清末民初变动频仍，这番坚守殊为不易。

身处过渡时代，继识一身上体现出很多“冲突”的特质。一方面，她颇为激烈，勇于任事，不同于囿于闺阁的传统女性。她曾随父任三十余年，父亲将她作男子养，她自己行止之间也是“磊落有丈夫气”。读诗书，熟政务，日常多作男装，后矢志不嫁，时人称之为“四爷”。这一作风可能得益于旗人重“姑奶奶”的传统。我总怀疑，秋瑾当年去北京后开始着男装，与北京旗人女性在某些方面的宽松风气有关。

辛亥鼎革之际，继识一挺身而出，与传教士麦美德创办“妇孺救济会”，扶助贫弱。进入民国后，继识一这位宗室女子参加唐群英领导的女子参政同盟会并担任协理。这一女子同盟会宣言书篇首即称：“至于女子而极，奴也，婢也，娼优也，妾妇也，尽人世卑污下贱之名辞。”

唐群英是大闹参议院、掌掴宋教仁的女界传奇人物，继识一加盟该会，可见其对于女权的追求。另一方面，继识一又特别持守，有时近乎板正。她会极力抗争传统文化对于女性的束缚，又秉持遵循自己所认同的儒学价值观。

在西学汹涌之时，继识一在自家创办的新式学堂中，反倒极为重视传统教化。继识一曾直言：“我国女子所缺者学问与见识耳。乃观今之办女校者，往往不以实学为急而先虚张门面；本校则不然，虽得守旧之讥笑，亦不辞也。”

民国之后，继识一在学堂内依旧供奉孔子牌位，每周一学生要向孔子牌位行礼，学生必须熟读背诵《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论语》《孟子》等。这种激烈和保守之间，能特别感受到继识一的真性情。旧报刊上偶然读到她的只言片语，都不是什么场面话，是一位经历困苦、种种非议但一心办女学、求自立的坚韧女性。

初访识一碑，尘封于旧报刊的她来到了我的面前

可惜，这个名字逐渐被淡忘了。当年钩沉继识一事迹后，笔者曾作文一篇，2017年发表于《满语研究》，算是一点微茫的历史回音。意外的是，2019年在单位办公室接到一陌生电话，点名找我，对方是东城文联的聂忠民老师。聂老师经本地居民介绍，在东四育芳胡同10号一所学校内发现了一块残碑，上书“继识一女士纪念碑”。

聂老师不了解继识一事迹，搜索到我的论文，辗转与我联系。接电话的细节已不太记得，但当时的感受依然如昨，一边镇定地应答电话，一边仿若灵魂出窍。完全没有想到，一篇纯学术论文会有如此鲜活的回响，以为尘封于旧报刊的继识一、骆树华等人借助一个实体碑刻就这样来到了我的面前。

2019年11月29日，我有幸与郑毅老师（北京钟鼓楼文物保管所首任所长）、聂忠民老师共同考察了继识一纪念碑，这是我与她的第一次见面。她就静静地立在杂物过道里，无言，隔着一百年。此碑立于1919年，2019年复现，继识一、骆树华之事功，自有回响。

更有意味的是，这一回响仍在持续并扩大。几乎在同一时期，沈迦先生主编、谢福芸的“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于2018年在国内翻译出版。谢福芸是英国女作家，著名传教士苏慧廉之女，谢福芸多次来华，与一些中国女性交谊深厚。其中，《潜龙潭：北平新事》（房莹译）一书完全以继识一创办的箴仪女学为背景，谢福芸与继识一的继任者骆树华、白祥华情如姐妹。

当我捧读此书时，爱不释手。因为不同的文体来源完全是不同的文字魅力：旧报刊最有现场感，记载继识一办学经过最为详细,碑刻最具实感,谢福芸的记述则最为亲切。如果说当时的白话报是一种公众话语的舆论空间,谢福芸笔下则充满了女性之间的私语，同时富含对中国深层力量的一种观察。谢福芸会这么写白祥华：“她一刻不停地催促道，盘起脚，四十岁的中年女子一下儿变成了十四岁的青春少女，开心而好奇地看着我。”

谢福芸、骆树华、白祥华总是有无数的话可以说，聊学校、宗教、婚姻、生育、衣饰、食物、戏曲，旧报刊里总以严肃的校长、教师面目出现的骆树华、白祥华变成了亲切可感的女性友人。

再访识一碑，与箴仪女学有些缘分的人共聚于碑前

2020年12月18日，应聂老师邀，我得以与沈迦先生、黄珊珊编辑、郑毅先生再访继识一纪念碑。残碑还在过道中，但迎来更多的访者。这一回响，起于谢福芸与骆树华、白祥华的友情,谢福芸在二战战火中、遥远的英国将其书写记录，2018年又由沈迦先生组织翻译为中文，2020年，这些与箴仪女学有些缘分的人共聚于碑前。

此碑被发现后，郑毅、聂忠民、芦金轩等北京地方文史工作者都曾于报刊撰文，除去介绍此碑的用意之外，还在于识一碑藏于某小学教育基地之内。藏于该处，是由于该校继承了箴仪女学的旧址,但几经变迁，现该校与箴仪女学已无渊源，所以该碑仅容留于过道之中，难以妥善安置。两次探访，目睹这一残碑置于边道，不为人知，颇为遗憾。因此我想再写下整个故事，希望她能被更好地对待。

我私心里希望识一碑可以被收入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与“慧仙女工学校碑”（下文简称慧仙碑）比邻而居。

慧仙女士也是一位北京旗人（蒙古正黄旗）。她的父亲官至热河都统，从一品官衔。丈夫承厚，蒙古正白旗人，曾任工部郎中。1905年冬，承厚病殁，次年春，慧仙病逝，临终前将遗产托付世交，用以兴办女学。慧仙捐助遗资正是在继识一捐助父亲奠仪兴学之后。

慧仙和继识一这两位旗人贵族女性处于京城同一交际圈，可能本就相识。纵使不识，慧仙也极有可能通过当时白话报上的大肆宣传，了解过继识一的兴学故事，或者，无论相识与否，慧仙与继识一在兴女学方面就是彼此的知己、知音。

考辨慧仙遗事最详的是夏晓虹老师。

2017年，夏老师带领学生去五塔寺春游，在碑林与慧仙碑意外相逢：“以亲抚遗碑的方式与100多年前的女学人物与故事觌面相逢，由此也勾起了我的历史责任感，心心念念觉得应当为慧仙女士做点什么。”

夏老师不仅因此记录下了慧仙的故事，还为谢福芸的书写过推荐语：“比史料更珍贵、更吸引我的是谢福芸对她的中国姐妹发乎内心的理解、宽容与同情，她以她们的一分子自居。而没有她们，就没有今天。”

夏老师所使用的“姐妹”一词特别有力量，继识一和骆树华是师生，亦是精神姐妹。谢福芸来自异国，但有她的中国姐妹。慧仙和继识一是兴办女学道路上的同道姐妹。如果，这两通女学碑可以在五塔寺比邻而居，这两位致力兴学的女性被我们共同纪念，那真是一出动人的“完碑记”。

供图/王鸿莉责任编辑：李晓(EN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