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谈｜安倍派集体下野，岸田文雄殊死一搏

当地时间2023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中）因卷入政治献金丑闻而不得不向首相岸田文雄递交辞呈。 澎湃影像 图

近日，日本政坛陷入自1988年“利库路特事件”（编注：这一丑闻直接导致当时的竹下登内阁倒台，更是自民党长期执政的“55年体制”在1993年终结的原因之一）以来最严重的黑金丑闻风波，其中心是自民党内最大的派系——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会）。

12月14日，因卷入政治献金丑闻，日本多名内阁官员当天向首相岸田文雄递交辞呈，包括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首相辅佐官上野通子、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日本农林水产大臣宫下一郎、总务大臣铃木淳司。同日，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萩生田光一也向岸田提出辞职。这其中，西村康稔、松野博一、宫下一郎、铃木淳司和荻生田光一均属安倍派。

一直以来，安倍派以其深远的政治影响力而自豪，该派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57年由岸信介（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创建的岸派。从岸信介到安倍晋三，代代相传，一直是日本政治的中坚力量。然而，随着黑金丑闻的曝光，东京地检特搜部的调查已经扩展到安倍派所属议员，多位高层卷入其中，派内蔓延着恐慌情绪。安倍派的权力堡垒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涉嫌将政治资金转化为黑金的疑云不仅牵涉到个别议员，还触及了整个派系的声誉，更向外界揭示了权力博弈下岸田文雄政权的脆弱与挑战。

漏洞与政治派对的“回扣”黑金

政治资金的非法筹集与不当使用一直是日本政治的顽疾。1948年，日本国会参照美国的《联邦反腐败行为法》，制定了《政治资金规正法》。然而，该法案主要着眼于确保政治资金收支行为的公开性，却忽视了对政治捐款行为的限制和约束。该法案并没有明文禁止企业团体对政治家提供政治献金，使得企业与政治家能够有效规避法案的约束，建立起基于“政治献金”与“政策回报”交换的利益链条。

1993年8月，以“政治改革”为旗帜，由非自民党力量联合形成的细川护熙政权为斩断自民党金权政治的利益链条，对《政治资金规正法》进行了修改。该次修改严格规定了团体或个人对政治家的捐款，但又留下了购买政治筹款派对门票的漏洞。根据现行的《政治资金规正法》，团体或个人在对政治家捐款超过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05元）时需要记录。然而，相比之下，团体或个人在单次政治筹款派对中如果购买门票的金额在20万日元以下，购买者的姓名和金额无需记录。由于这一规定相对较为宽松，政治筹款派对的门票收入逐渐成为了黑金的滋生地。

通过门票筹资本身是合法的，但如果在单次宴会中同一团体或个人购买超过20万日元的门票，即便是向不同议员购买，也必须在收支报告中进行记录。长期以来，自民党各派系一直通过售卖宴会门票来筹集资金。而本次安倍派深陷黑金丑闻，实际上源于销售政治筹款派对门票非法获取“回扣”的问题。

黑金丑闻漩涡中安倍派的危机

尽管安倍派坐拥99名成员，是自民党内最大派系，一直享有权势，但实际上，安倍派的集资能力却是薄弱的。通过比较各个派系在盂兰盆节和年末分发给议员的被称为“冰代”和“饼代”的活动资金的金额情况就能够清晰地看出。根据2022年（令和4年度）各派系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显示，在五个大派系中，茂木派、岸田派、麻生派、二阶派每年盂兰盆节和年末分别向大多数成员发放“冰代”和“饼代”各约100万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50000元），合计约200万日元。而安倍派每年这两项合计仅分发约100万日元，只有其他派系的一半。

不同于被冠以自民党“保守本流”名号的岸田派（宏池会），拥有众多出身于官僚机构的议员，其传统赞助者主要来自财界。茂木派（平成研）则承袭了田中派的传统，拥有众多谙熟于各产业领域的“族议员”。被称为“保守旁流”的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会）其影响主要在于文教关系和运输业领域。之前与安倍派相关的一系列丑闻，如森友·加计学园问题、东京奥运会受贿案等，一方面突显出安倍派在文教和体育领域上的突出地位，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安倍派资金渠道的局限。

尽管在安倍晋三长期政权时期，安倍派一跃成为最大派系，但派系议员大多数是财政基础薄弱的安倍亲信。因此，在安倍过世后，处于集体领导体制的安倍派为维持派系的运营，根据其派系成员在政府和党内职位，以及当选次数等因素制定了筹集政治资金的政治派对门票销售任务配额。作为“鼓励”机制，如果议员筹集的资金超过配额，超额部分则作为“回扣”补贴议员。正因为这些未按法律规定登记的“回扣”，逃避财务报告的监管，实际上转化成为了黑金。据共同社12月12日报道，“安倍派在过去5年中退还给其成员的‘回扣’总额可能高达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490万元）。”

东京地检特搜部的调查对象预计将涵盖数十人。安倍派的五名重要成员——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高木毅、政务调查会长萩生田光一、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和经产大臣西村康稔均被指控收取回扣。安倍派成员面对媒体的质询，犹豫不决和模棱两可的回应，加剧了公众对政治透明度的质疑。安倍派的危机现已成为自民党政权整体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的象征，深刻地动摇着本已岌岌可危的岸田文雄政权。

岸田文雄的权谋能否延续政权生命逆风翻盘

自黑金丑闻曝光后，截至12月15日，根据FNN的舆论调查显示，岸田文雄的支持率已跌至约22.5%，创下他上任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不支持率更高达71.9%。作为首相和自民党党首，岸田面临双重挑战，需要回应舆论压力、清理内部腐败，同时考虑到派系平衡以维持党内稳定。他的决策和人事调整将决定他的政治命运和政权的稳定性。岸田文雄在此次风波中的表现充分展现了为延续政权生命而展开的权谋，这不仅是对舆论的回应，更是对党内力量平衡的谨慎考虑。

实际上，销售政治派对门票非法获取“回扣”，不单是安倍派的问题。早在丑闻发酵前的2022年11月6日，《赤旗新闻（周末版）》就曾指出“(自民党)各派系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至少有59宗不记载政治派对券收入的情况，总额达到2422万日元。”其后一年间，揭露的不当记载金额大幅增加，根据《产经新闻》的估算，安倍派有数十亿日元，二阶派（志帅会）有3.7亿日元，麻生派（志公会）有3.1亿日元，岸田派（宏池会）有1.6亿日元，茂木派（平成研）有1.3亿日元的“回扣”。

因此，当黑金丑闻风波成为舆论焦点后，岸田文雄为了明哲保身，首先在12月7日第一时间公开宣布辞去岸田派的会长职务，并表示“我有一个决心亲自站在前线为了政治信任而奋斗，在担任首相、总裁期间将离开派系。” 12月14日，他又接受了安倍派的五大要员（高木毅、萩生田光一、世耕弘成、松野博一、西村康稔）的辞任要求；副大臣和政务官层面，安倍派的堀井学内阁府副大臣、堀井岩外务副大臣、青山文部科学副大臣、酒井经济产业副大臣、宫泽防卫副大臣，以及佐藤财务政务官，总共6人也将进行更迭。可以说，是以“清洗”的方式将岸田政权与安倍派划清界限。

其次，岸田尝试谋求其他派阀的支持，向外界一定程度上展现“去派系”化的意愿。同时利用安倍派空缺出的职位拉拢其他派系继续支持政权。在“去派系”化的人士安排上，由无派系的前法务大臣斋藤健担任经济产业大臣，无派别参议员柘植芳文出任外务副大臣，无派系阿部俊子作为女性政治家首次出任文部科学副大臣。在拉拢其他派系的人事安排上，由麻生派的前总务大臣松本刚明担任总务大臣，由森山派的前地方振兴担当大臣坂本哲志担任农林水产大臣，鬼木诚担任防卫副大臣，由茂木派的参议员上月良祐担任经济产业副大臣。颇可玩味的是将位处岸田派NO.2位置的林芳正绑定在内阁，安排其担任内阁官房长官，颇有防止林借机上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意味。

考虑到在如此民意逆风之下，自民党不可能解散国会进入选举。岸田首相大有殊死一搏之势，试图利用这一事件彻底削弱安倍派，将政权生命延续至2024年9月自民党总裁任期结束。然而，自民党的派系政治历来复杂。在这种派系文化中，权力和资源的分配往往依赖于派系之间的争斗和妥协。

安倍派作为党内最大派系集体下野，意味着安倍派今后将作为非主流派活动，这无疑是对麻生派和岸田派基于现实利益而达成脆弱联盟的一次考验。更何况，河野太郎、石破茂、小泉进次郎等改革力量正蠢蠢欲动，有可能效仿30多年前的小泽一郎，在“利库路特事件”后振臂一呼，推动党内权力洗牌，高举“改革”大旗。

令和时代的“利库路特事件”能否成为改革契机？

12月13日，岸田在一场记者招待会上不断强调：“当事人和相关方必须进行审查、调查，并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一旦确认事实，就必须向国民做出政治上的责任解释。”然而，这种模糊的回应未涉及之后将采取的具体政治行动，关键在于采取实质性的防范措施，而不仅仅是解释事实。派系本质上就是“金权政治”问题的温床。政治家为了争取更多的权力，必须在党内维持更大的势力，而这需要巨额资金。回溯日本战后政治史，正是在1988年“利库路特事件”曝光后，揭示了自民党整体与大企业之间错综复杂的“金权政治”体制，从而引发了日本政治改革的浪潮。

在当前的黑金丑闻背景下，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出现了要求修改《政治资金规正法》的呼声。公明党的石井启一干事长在15日的记者会上表示：“明年的例行国会将更加强调政治改革。”公明党内其他高层也表示，自民党可能对把记录门票金额的标准降到20万日元以下持消极态度，“但别无选择，必须去做。如果不做，政权将无法维持。”这表明了对修改法律的支持。

这场丑闻不仅仅是安倍派或自民党的问题，更是日本政治体制的问题。它强调了政治资金的透明化、政治责任的明确化，以及派系政治文化的改革。这场风波可能成为推动日本政治改革的催化剂，这场风波是否能够在令和时代引发日本政治权力的新变革，值得我们持续关注。

（王鹏飞，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