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书院：儒学传播高地

本文转自：学习时报

董文强

沂蒙山，这片孕育革命精神的红色土地，曾在历史上因临近儒学圣地曲阜，留下过诸多孔子的遗迹。蒙山，便是孔子“小鲁”所登的“东山”。孔门三千弟子中，曾参、仲由、澹台灭明等人均来自于此。这些圣学遗迹，成为元明清三代士人创建东山书院、复兴儒学的宝贵遗产和精神源泉。

（一）

金朝统治下的山东地区，“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学者不知有所谓四书”。待到元朝统一南北后，儒学在官方和士绅的推动下，有所恢复。元世祖忽必烈推行封建化，保护书院，倡导儒学，“中统二年夏六月，诏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致祭，月朔释奠”。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增加孔庙从祀人员，“诏以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许衡并从祀孔子庙庭”，十一月决定来年八月开科取士。由此，山东地区的书院也进入复兴期。

在蒙山以西四十里的狄家庄（后名康家寨），费县康氏家族创建有家族学校，培育人才。这便是后来东山书院的前身。创建者康恭，字辅之，官至谏官，颇有政声，因刚正不阿而遭贬斥，归于林下。家族中有崇儒尚学之风，其兄长康晔为金朝进士，曾受聘为东平府学教授，门下弟子出类拔萃，使得东平府学成为元朝山东乃至北方重要的儒家文化传播中心。康恭平日自己手不释卷，也注重子孙的诗书教育，在朝廷下令重开科举前的3个月，他紧跟兄长步伐，决定倡导兴复儒学，创办学校。此举获得好友唐君的认同，二人合资购地数亩，兴办此所义学。学校规模较小，房间仅有三间正堂，但兴复沂蒙文教的意义非凡。

康恭并没有将义学作为康氏一门私塾，而是坚持开放办学，惠泽乡里，聘请名师任教，吸引附近向学的读书人前来学习。“来者云集，教养而作成之”，此义学很快成为当地知名的文教中心。康恭作为主持者，在校讲学，提携后进，其子康若泰从书院走出，考取进士，官至礼部侍郎。族外李彦博也高中进士，官至国子监司业。郾城县尹李彦审、胶州提举牛克明也出自康恭门下。

康若泰继承父志，兴学育人，弟子众多，科名成功者不少。如蒙阴县尹陈稷、景山书院山长徐弇、山东宪司书吏侯泰，曾随之学习，成功入仕。元朝选官方式中，科举不是主要途径，自元仁宗开始，前后仅开科16次，录取进士1139人。康家寨义学由于勤勉办学，后在科举恢复的东风下，取得斐然成绩，走出进士至少3位，举人多名。

康氏家族为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继续加大义学投入，康恭之孙、康若泰之子康宣继承父祖遗志，联合乡里有心兴学之士，扩建义学，增设圣文宣王燕居堂，用作讲学；创建十二间斋舍，用作学习和住宿；塑造孔子圣像，春秋两季祭拜，践行儒家奠献之礼。经过修葺与扩建，康氏义学焕然一新，完全符合书院规制。于是，康宣便依据孔子登东山传播儒学的遗意，将义学更名为东山书院。

在元朝科举不太盛行的时代，兴学义举难能可贵。康氏祖孙三代相承，创设和扩建传播儒学的义学和书院，使之成为地区教育中心，直接改善了当地人才成长环境。书院是儒学“圣迹”的雏形，兴办书院善举感化士人，因此康氏兴办书院，使得圣人之学通过有声的读书和无声的感化，在沂蒙山区传播开来，孕育出代代星火传人。“习于斯者，日渐月磨，涵养熏陶，久而勿替，将见人才超卓，衣冠济济，出而见用于世，其可量哉！”

（二）

明朝东山书院衰败无闻，时至清朝，再获新生。清朝马上立国，而下马治国，极为重视文教。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江西白鹿书院重修后，中央借机下令要求地方官员，劝学兴文，加强思想教化工作。岳浚在雍正六年（1728年）上任山东巡抚后，按令行事，复兴地方儒学，下令州县设专官祭祀孔子。东山书院在此时代背景下得以重修。

康熙、雍正年间，蒙山南麓贯庄人郭氏祖孙三代，历时20年，兴复东山书院。他们功名不高，但尊崇儒术、兴教助学的热情高涨。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郭选眼见东山书院废弃，本地儒学式微，便倡议兴复书院，率先捐献土地，用作建造馆舍。刘洙等有志之士慷慨响应。因此，郭选集合众力，在贯庄东南创设一座书院，规模很大，占地十亩，建有六间瓦房，十二间草房，还有二十八亩六分土地，用作日常祭祀。书院名称沿用元朝东山书院之名，体现对前代乡贤兴学传统的延续。之后，郭选之子郭良贵又继续维持书院运行。二人义举获得曲阜孔氏衍圣公的认可，为他撰文募捐，并自己率先捐资帮助。

雍正五年（1727年），郭翘楚继承父祖遗志，继续修葺东山书院。郭翘楚，拔贡，入国子监读书，后担任沾化教谕，仿效程朱理学先贤，尽心教导士人，在任5年，赢得当地士林心悦诚服。归乡之后，郭翘楚仍挂心儒学传承，便有兴学之举。他并非只是营建书院建筑，还制定了书院规章制度。该制度内容极为详实，参酌古今书院制度而成，多达四卷，足见他对书院极为用心。后人对此大加赞叹，“正人心而排邪说，虽古好学名儒，力行不倦者，当不是过”。如此，东山书院再获发展，继续担负延续圣学的责任。

雍正七年（1729年）东山书院移建竣工时，由第68代衍圣公孔传铎之胞弟、翰林院五经博士孔传鋕作《移建东山书院记》，镌碑立于书院。雍正八年（1730年）大学士陈世倌书“东山书院”匾额悬于讲堂。东山书院移建后，郭翘楚常约友朋讲学，立规条，严考课，培育出许多人才。后人曾于东山书院设立祀位纪念他。

（三）

东山书院在移建后，名声大振，获得地方官府的支持。乾隆七年（1742年）续修后，知县夏默允为之撰写《经理书院记》。然而，书院运转耗费很大，郭翘楚家境一般，之后子嗣不壮，书院逐渐破败。幸运的是，恰逢清朝进入繁盛时期，朝廷重视文教，臣公也积极参与其中。乾嘉之际，诸多考据学者聚集到山东为官，如毕沅、阮元、孙星衍等人。他们为官之余，痴心于学术研究，为东山书院的发展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乾隆六十年（1795年），“钱塘周君”周为霖游览蒙山，留恋不已，便辞官卜居该地，看到书院破败后，痛心疾首，慨然担负起兴复责任。他深知一人之力，难成大事，不远千里，联络好古向学的孙星衍，请他发挥影响力，为书院修缮募捐。孙星衍是乾嘉时期知名学者，与学术圈交往广泛，此时正任山东督粮道。接到周为霖的请求后，他积极响应，撰文叙述蒙山地区儒学传承历史，感叹当地读书敦行之士众多，讲述阮元、毕沅在山东推动儒学发展的事迹，以期唤起同道中人的共鸣，一起襄助书院建设。他积极调用个人关系，为书院修葺鼓与呼，联系私交密切的山东巡抚玉德和济南知府徐大榕，一起支持东山书院兴修，为复兴儒学贡献力量。他还致信刚从山东到湖北任总督的毕沅，希望获得他的赞助。

东山书院随之得到兴复，书院学生渐众，虽然获得进士、举人者少，但涌现出一批生员。这说明书院在当地的教育中发挥着较大影响，也为儒学在沂蒙地区的传播作出积极贡献。

东山书院一直运转到晚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改为小学堂，以新式学堂的形式，继续发挥兴学化民的作用。然而，屡经战火洗礼，书院建筑已荡然无存，仅有部分石柱和匾额保留下来。近年来，部分热心人士推动东山书院文脉的延续，在蒙山山麓重建东山书院，用作文化、艺术、教育交流，也有文教工作者编纂记述东山书院发展历史的志书，行将面世。东山书院的余辉仍然照耀着这片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