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明珠有权不用海归，但不能污名化留学生群体

71岁的网红企业家董明珠又“霸屏”了。但这一次不是因为那句“让世界爱上中国造”，而是一句让人瞠目结舌的表态：

“格力绝不用海归派，只在国内高校里培养自己的人才。海归派里有间谍，我不知道谁是谁不是，我只能保守地选择。”

这一表态并非私下交流，而是董明珠在格力电器（SZ000651）临时股东大会上公开回应格力“管理层年轻化”时，亲口讲出的。

此次股东大会上，董明珠以超过35亿股的同意票数、124%的高赞成票率当选新一届董事会董事长，开启她执掌格力电器的第五个三年任期。与此同时，她不再兼任总裁职务，由张伟接任。这一人事调整也意味着格力内部管理结构开始出现微妙变化。

尽管董明珠强势风格保障了格力在多次关键转型期的果断决策，但她的“个人光环”正成为格力治理现代化道路上的一道复杂变量。

此次关于“海归派”的言论，更是引发了舆论海啸，也让公众和资本市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位网红企业家的“认知局限”问题。

董明珠的言论，表面上是出于“安全”考虑，但其实暴露的是一种对“他者”的深度防备——一种将“海归”等同于“间谍”的危险思维方式。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将“海归群体”与“间谍”画上等号，本身就是一种情绪性指控。这不是国家安全层面的专业判断，而是典型的捕风捉影，甚至是无端抹黑。

放眼中国科技史，从“两弹一星”的钱学森，到如今人工智能、芯片、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的突破，哪一个离得开海外归国人才的贡献？

董明珠否定的，不是某一类人，而是一个群体的时代价值。歧视海归，是对国家整体安全观与人才观的严重背离。

你可以不用海归，但你不能把他们污名化。

企业家本该最尊重的是能力，是技术，是业绩。但现在，一部分企业家仿佛成了民粹言论的代言人，热衷扣帽子、划阵营、制造对立。

历史回溯，大清都知道要派“留美幼童”，并且培养出了詹天佑这样的工程奇才。那是一个已经腐朽的帝国尚且具备的开放视野。

而如今，中国站在全球科技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上，正需要兼容并包、广纳英才。此时却有企业家高调排斥“海归”——这不仅令人寒心，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退行。

品牌对个人领导者的高度依赖，带来的不仅是光环，更潜藏结构性风险。

董明珠在战略制定中拥有绝对主导权，进一步固化了“内部人控制”的公司治理格局。董事会缺乏有效制衡，一旦方向失误，纠偏空间极为有限，其带来的负面后果远甚于集体决策下的容错机制。

例如，格力的多元化战略屡次折戟：手机业务昙花一现，重金押注的银隆新能源至今营收占比不足2%，格力整体收入仍高度依赖空调主业，占比高达78%。

反观美的，早在十年前即启动事业部制改革，成功布局智能制造、机器人、工业自动化等多元领域，营收结构显著优化，总营收突破4000亿元，达格力的2倍，抗风险能力远胜格力。前者的集权式路径与后者的制度型进化，构成鲜明对比。

“董明珠健康家”的命名虽在短期内带来流量红利，却削弱了“格力”这一国民品牌的长期认知锚定，尤其在年轻消费群体中，其过于强烈的个人符号感难以建立持续共鸣。

近年来，格力高管频繁变动，核心高层出现离任潮，“接班人”王自如与孟羽童“夭折”，反映出企业在梯队建设与人才培养上的明显短板。

“董明珠卸任总裁，格力还姓董吗？”已成为市场关注的核心问题。而她公开表示“绝不用海归派，因为可能有间谍”的争议言论，也加剧了外界对格力企业文化包容性与治理透明度的质疑。

格力的挑战并不止于“换人”层面，真正的转型关键在于打破“董明珠依赖症”，建立起具备持续韧性与传承能力的现代企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