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年谈龙：我们崇拜了上千年的图腾，到底是什么？

新年好！新周刊给大家拜年啦。这也是新周刊连续第四年在农历新年的第一天推出“生肖系列”，我们也期待这个系列能够继续伴随大家共同开启新的一年。

将威猛、神秘、象征丰产等集于一身的“龙“是中国人最喜爱的图腾，我们在传说、书本、成语中一次又一次见到它，可是这个和国人最亲近图腾到底是怎样诞生、演变的呢？

从山林里的先民开始，到之后逐渐形成的“中华民族”的过程中，“龙”代表着人们最大的渴盼——风调雨顺。

从“龙”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更深刻的理解自己所在的土地，和栖居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

作者 | 维舟

编辑 | 程迟

题图 | 视觉中国

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龙的象征符号随处可见，但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似乎从来就没人能说清楚过。

要解决这个问题，或许最好从一个问题入手：中国人为何崇拜龙？

图腾的社会文化功能

对动物的崇拜，是几乎所有原始社会的共同特征。根据英国民俗学家考克斯（M.R.Cox）的解释，这种崇拜源于万物有灵论，即人们在观察自然界天然变形时，幻想自己的祖先也是像鸟卵生一样，由不同于自身的形象产生出来。这样，初民将动物看作是祖先和神，因为这两者在原始人的心目中差不多是一回事。

不过，“龙的传人”并不意味着中国人把龙看作是祖先，因为没有文献证据表明中国人曾认为祖先是由龙变化而来的，所谓“龙子龙孙”大抵只是对权贵子弟的一种隐喻。也是因此，民俗学家施爱东在《中国龙的发明》一书中主张，龙的形象与中国古代帝王政治密不可分，但否认它是民族图腾，理由是不符合“图腾”的定义。

《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

施爱东著

三联书店，2014

“图腾”（totem）源出北美印第安语，本意是“它的亲族”，即认定本氏族源于某个特定的物种，受此神灵护佑。在一般情况下，图腾信仰确实与祖先崇拜紧密相连，但如果龙崇拜在严格意义上并不符合这一点，又该怎么理解？

根据涂尔干的经典理论，神乃是社会的自我神化，宗教通过一整套信仰体系和仪式实践，象征了超越个体的社会本身。

要解释为何中国人崇拜龙，关键之处在于理解中国社会本身：为什么几千年前的中国人需要这样一种崇拜？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生活来说为什么重要？

这当然不可能是偶然的。一个民族文化在选择这样的崇拜对象时，必定是因为这一对象和他们的生活有着紧密的关联，其神力切身影响着他们的福祉。

在古希腊文明里，海神波塞冬是大神宙斯的弟弟，但中国的海神出现得很晚，海豚形象也完全不重要，因为不像古希腊文明，海洋生活对内陆农业民族的中国先民影响很微弱，当然也就不会产生出那样的崇拜。

公园3世纪画作中的海神波塞冬形象。（图/维基百科）

在中南美洲的印第安社会，萨满巫师在出神状态下最常看到的动物是“鸟类、猫科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混合体，这些特殊的动物可以像萨满一样穿梭于不同层次的宇宙”，他们可以召唤这些变化多端的“魂灵助手”，来实施种种宗教仪式。

尤其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美洲豹，作为热带雨林中的顶级猎食者，它是野生的、未驯化的，对原始部落来说，它而非人类才是真正的热带雨林之王。人们既害怕它，又崇拜它，掌控着人类所生活在其中的周围环境，包括水、土地乃至天空。

在许多当地部落中，美洲豹被视为“万兽之王”，控制着非人类世界，代表着不可驯服的自然力，“美洲豹与水、雨（它们的咆哮被视为一种雷声，暗示神灵发怒）、丛林、黑暗和洞穴密切相关——它们是地下世界的主宰”。

萨满巫师的主要职责，就是设法驯服美洲豹所象征和代表的超自然力量，由此构筑起围绕着美洲豹形象的复杂信仰（洞穴、雷电、雨水、丰收、性暴力）。美洲豹是萨满巫师的保护神，又是他们的帮手，萨满可以随意变成美洲豹，从而更好地操控这种自然力量。

美洲豹。（图/维基百科）

随着萨满社会逐步向后萨满社会发展，统治阶级挪用了美洲豹的属性，借助其神力实现统治，发展出更复杂的神人关系，但萨满教的因素仍有所残留。统治者通过相应的仪式接触、调节并控制自然力量，让雷电、雨、水都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福祉。

这可以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试想一下，早期中国社会也盛行萨满教理念，最关键的是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决定了他们的思想，同样会发展出类似的信仰，寻求控制自然力量来服务于人类社会的福祉。只不过，在中原地区没有美洲豹，中国人找到的是“龙”这一象征。

为什么是龙？

中国人并不是最开始就崇拜龙的。

民俗学者叶舒宪提出，中国文明早期曾有过“熊图腾”的时代，华夏民族始祖黄帝就号有熊氏。这种熊图腾在东北地区的诸多民族文化中一直延续了下来，因为对森林中的狩猎族群来说，熊就是自己所处环境中的主宰，是自然力量的体现，甚至要向它祈祷，才能确保有猎物可得。

中国境内有熊和虎，但这两种图腾在我们的文化生活中为何没那么重要？

东北虎。（图/维基百科）

因为对山林中的狩猎民族来说，它们才是自然力量的化身，但当中国社会转向农业文明时，尤其森林逐步遭到滥伐、土地被开垦为农田之后，它们的重要性就下降了，难免就此被逐步边缘化。

对生活在东亚季风区的先民们来说，影响农业定居生活的最重要因素，是“风调雨顺”，渴望控制这些自然力量来获得更好的生活。

中国文明中“龙”与“凤”对称，这不是偶然的。龙、凤两者都是天神的使者，也都是天上的动物，并且都代表的是“一类动物”而非“一种动物”。凤是早期东方民族鸟崇拜的集大成者，实际上就是“风”这一自然力量的化身，因为在先民们心目中，风就是天神使者，尤其像燕子这样的候鸟，每年定期出现，象征着一年四季自然节律的开始，而由此关联的农时、气候，当然与农业生活紧密相关，因为在温带农业社会中，每年春播、夏育、秋收的循环是一个周期变化。

然而，这种与自然节律的关联，远不如雨水和农业生活更直接相关——“雨顺”其实比“风调”更重要，因为水利才是农业收成的根本。

特别是对中原地区来说，不像沿海的东方部落那样能期盼更多季风带来的降雨，降雨是难以预测的，那种周期性变化远不如农时那样规律，雷电本身具有不可预测性和致命破坏力，因而雷电、雨水可想更为关键，崇拜需求也就更为迫切。此时，龙作为自然力的化身就体现出巨大的重要性了。

就像中南美洲文明中的美洲豹一样，龙也和雷、雨、水这些自然力量相关。在中国文化里，龙一直是腾云驾雾、带来雨水的力量，所以祈雨都要找龙王。雷电带来丰沛雨水，而雨水又是农业收成的关键，那么很自然地，龙其实也相当于丰产神，因为正是它确保了丰收，这对于早期靠天吃饭的农业定居文明来说，几乎是命根子。

周朝的“玉龙”。（图/维基百科）

龙的地支是“辰”，雷为“震”，而农的繁体字是“農”，从造字上就可见，龙崇拜起初其实与雷神紧密相关，而早期农业其实就依靠雷雨带来的降水。《易传·说卦》：“震为雷，为龙……为长子。”可见龙王之所以司雨水，其实是从雷神演变而来。

在风水术中，“来龙”意味着幸福的源泉，而在事实上，多指水源地。这一术语的本意是指潜藏于地下的龙，而龙为司水之神，平日潜龙在渊，开春升天，降雨至夏，到秋末再重返地下，因而人们相信地下的水流和水脉也归龙管理。既然如此，对农业定居者来说，水脉就是传之子孙的最大恩惠，对水脉的保全是村落共同体存立的基础。

战国时期的龙。（图/维基百科）

所谓“龙脉”，就是保有子孙繁荣昌盛的源泉，而这从根本上来说，其实都源于雨水对农业生活的重要性。

那么，龙到底是什么？极有可能就是鳄鱼。上古的黄河流域远比现在湿热，二里头遗址就出土过鳄鱼的骨头。《翦商》一书根据这些考古挖掘，复原了商朝时的场景：在黄河平原沙洲上，“鳄鱼在水草间露出头，发出低沉而有穿透力的鸣叫。古人认为，它们在召唤雷雨。”和美洲豹一样，鳄鱼也是在湿地环境中处于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是野生的、未驯服的自然力量的象征，且其鸣叫让人联想起雷声。

孟子曾描述大禹治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章句下》）也就是说，当时的“龙”是在湿地生活，然而，当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的湿地逐步得到农业开垦之后，鳄鱼就逐步消失了。

为了控制、驯化这一自然力量，古代还设有“豢龙”这一官职，晋王嘉 《拾遗记·炎帝神农》：“以降露成池，蓄龙为圃。及乎夏代，世载绵绝，时有豢龙之官。”传说刘姓祖先就曾任此官，因而刘氏常称“豢龙衍派”，这至少表明，龙在上古并不是一种虚构的神话动物。

《哪吒魔童降世》海报。

对于想要借助自然力量来护佑农业社会的统治者来说，它的重要性怎么说都不为过，也因此，“龙”才成为帝王的象征。

当自然界的“龙”逐步淡出人们的社会生活之后，它就上升为一种象征物了。这个道理不难明白，英国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在非洲做田野调查时发现，“豹子在多瓦悠兰已经绝迹三十年，却在他们的文化里占有重要地位。豹子猎杀人与牛，猎杀特质和人一样。割礼人和豹子一样让人见血，必须发出豹子猎杀的咆哮声，接受割礼的男孩则穿得像小豹子。如果一个人杀了豹子，必须举行和杀人仪式一样的仪式。”

中国人的龙崇拜恐怕也是如此：虽然“龙”不见了，但在文化生活中它依然存在，只是经过不断的仪式化、符号化，到最后，后人已经忘掉了它的起源，不知道最初那是什么、又为什么要崇拜了。

但实际上，这并不神秘，说到底，没有无缘无故的崇拜，龙的秘密，与我们这个农业文明的本质特征相关。

校对：杨潮， 运营：小野，排版：梁柠彦

[1]梁钊韬《中国古代巫术：宗教的起源和发展》，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4页

[2]施爱东《中国龙的发明：16-19世纪的龙政治与中国形象》，三联书店，2014年

[3][英]彼得·沃森《大分离：新旧大陆的命运》，孙艳萍译，译林出版社，2023年

[4][日]田仲一成《明清的戏曲》，云贵彬、王文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107-108页

[5]李硕《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43-44页

[6][英]奈吉尔·巴利《天真的人类学家：小泥屋笔记& 重返多瓦悠兰》，何颖怡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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