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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古时为啥 号称“难治”？
本文转自：重庆晨报
□谭云籍 谭恒君
读各地《县志》，如果不了解历史，对许多说法一知半解，就很难明白具体含义。
比如，曾受一主编的乾隆版《江津县志》，收录了一篇南宋冉木县长写的《心舟亭记》，内有：“素号‘难治’。期会之纷，簿书之烦，舞文弄法之扰，政强梗不率之慢，令系人意者，日不知几？”这便是江津号称“难治”的来历。
清嘉庆九年（1804年），知县徐鼎重修《江津县志》，在《续修江津县志序》中再次提到：“津邑繁剧，素号称难治。”繁剧是什么意思？难治是什么意思？背后有没有特殊含义呢？这就需要了解清朝的官制体系，才能明白其专用指意。
清初，吏部为州县选官，采用月选掣签制，共有五个步骤：第一步，州县所缺官位，统一上报，吏部对报呈的官缺进行梳理分类，统计出每类的缺额数量；第二步，将官缺内容逐一写在竹签上，每签一缺；第三步，对竹签进行封固，看不到任何文字；第四步，将封固后的竹签放入签筒；第五步，每月二十五日在天安门外掣签。补缺官员，抽到哪个签，即补授某缺。
这是全天下最考手气的“赌局”，也是较为公正的行政管理制度。但这也带来了一个负面因素——抽中的人，不一定能抽到合适的州县。
清雍正五年（1727年），广西布政司金鉷想出一个办法，便上书提议：按州县所在位置、管辖面积、治理难易等因素，将州县划为四等，然后根据补缺官员的才能情况，“许督抚量才奏补”。这样，督抚的权力虽然大了，可能涉及行贿受贿，但也提升了官员与州县的匹配度，提高了治理效率。“上嘉纳之”，“州县缺分四项自此始”。
这四等如何划分呢？先以“冲、繁、疲、难”四字为标准进行判断。地当孔道者为“冲”，即交通要道；政务纷纭者为“繁”，即事务太多；赋多通欠者为“疲”，即经济困难，贫困地段；民刁俗悍、命盗案多者为“难”，即治安不好，犯罪频繁。
然后考察各州县各占多少字，再来定等级。一般情况下，凡四字俱有者为“最要缺”，占三字者为“要缺”，二字为“中缺”，只占一字或连一字也不占的为“简缺”。这便是州县的四个等级。以官之资历、能力对应“缺”之繁简，以官补“缺”，使官与缺相匹配。比如新官，从最好管理的“简缺”干起，能力强悍的官员去管理最难的“最要缺”州县。
从冉木的《心舟亭记》看江津的占字情况：一是约期聚集的事多（期会之纷）；二是官署中的文书簿册更是麻烦（簿书之烦）；三是经常受到歪曲法律条文，进行舞弊和徇私的行为干扰（舞文弄法之扰）；四是政务中经常遇到骄横跋扈，不服管教，傲慢无礼的事（政强梗不率之慢）。前两者，政事太多，应接不暇，可标以“繁”字。后两者，民风粗鄙，刁难行事，可标以“难”字。
江津管辖区域广，东西南北通畅，商贸较发达，自然事务繁多。山高林莽，易占山为王，加上地域群体性格耿直冲动，习武成风（江津是武术之乡），自然纠纷较多，易犯治安事件。
总体来说，古时江津县长的工作量虽大，但管理的核心是治安问题，只能算“中缺”，普通官员即可。所以，江津虽号“难治”，其实不难。放在当时的官场来说，也算是肥缺。
（作者单位：重庆市江津田家炳中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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