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性中与确定性相遇

乌卡（VUCA）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人提出，意味着世界充斥着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乌卡时代”则代表着我们所处的外部环境正处于不断变化、高度不确定性之中。当“世界失去了确定性的承诺”时，新物种研究院院长、商业思想家吴伯凡认为我们应该采用多种方式来调整心态，勇敢面对真实的世界。

新物种研究院院长、商业思想家吴伯凡

正确认识变化中的真实世界

“乌卡”虽然是个新词，但具备“乌卡”这种特征的，绝非现在这个时代所独有。从历史的长河中来看，人类一直处于高度不确定性之中，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思考如何应对世界的不确定性。时代虽然并不相同，但有些经验和探索却值得借鉴。我们会发现，对确定性的某些不恰当的寻求，只会让自身和世界处于更大的不确定性中。

2008年奥运会，包揽了8枚金牌的飞鱼菲尔普斯在比赛时发生了泳镜进水的小状况。对于大多数游泳运动员来说，在任何一场比赛中视野被遮蔽都会引起恐慌，但这个小插曲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发挥，当他摘下泳镜时，看到得分板上写着“WR”——两个表示世界纪录的字母，他又赢得了一枚金牌。事后采访时才知道，在其教练多次“搞乱”式的训练下，他早已将不确定的折返、碰壁等各种“意外”练成了习惯。

菲尔普斯这种将自身置身于“不确定性”环境中的训练，帮助他一次次赢得了“确定性”的胜利。而“伞兵思维”则能帮助我们培养处变不惊、灵活应对的心态。以往高速增长、高歌猛进的时代已不可追溯，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面对真实的世界。“伞兵生来就是被包围的”——这是所有的士兵进入到101师时必上的第一课。被敌人包围是一种常态，不必感到焦虑、担心亦或害怕，当你将最坏的情况当作常态，设为锚点时，一切已经发生或者即将发生的事情都将让你有所获得。

正如约翰·杜威在《确定性的寻求》中所说，对确定性的追寻隐含着两种最根深蒂固的人性——懒惰（一劳永逸）和贪婪（一本万利），放弃对确定性的执念隐含着一种人性的美德——一种终极的勤奋和勇敢。

培养第二本能——本能地选择难而正确的路径

本·霍洛维茨，硅谷最令人敬佩的企业家之一，在《创业维艰》中以他自身创业经历为例，就如何建立和经营一家创业公司给出了很多较为实用的建议，覆盖了企业经营、人才选拔、企业文化、销售等方方面面。从他的创业经历总结来看，婚恋中，玫瑰最便宜，离婚最贵。人总是在简单的、代价很低的事情上斤斤计较，而在复杂、代价沉重的事情上倾向于敷衍，虚与委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再说主义”。

我们过多地关注于简单的事情，遇到复杂多变的事情时本能地选择逃避而不是去拥抱，这将让我们错失很多发展机遇，无法实现人生的超越。乌卡时代，不确定性是常态，只有不断锤炼自己拥抱变化的第二本能，才能在危机中寻找到确定性的发展机遇。以乌卡为常态是正确且艰难的事情，既然世界的状态是易变的、处于高度不确定性的，那么只有不断增强自己适应变化能力的第二本能，才能找到我们跟变化世界的相处之道。就像王阳明的答案——去“心中贼”，打造“第二本能”（致良知）——本能地选择难而正确的路径。

如果用一个词高度概括安·兰德的三无原则就是：Proactive，积极主动、操之在我，或者叫前摄——在具体场景出现之前已经存在，它改变场景而不是被场景所改变。Proactive是“我是一切事情、事态、状况、结果的承担者”，就像阿特拉斯那样，不会说“沉重的大地为什么只是我一个人扛着，其他人不扛”。在阿特拉斯的意识中，他是所有事件的主角，而且是唯一主角，他要关心的是：我的目标是什么；现在不管什么状况，为了实现我的目标、承担我的责任，我该怎么做。

《肖申克的救赎》的主人公安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Proactive人。他遭遇飞来横祸被关进了监狱，一般人想的是“我本来是一个无辜的人，现在竟然被关到了这么一个地狱一样的地方”，而安迪有一种前摄性，他不在意眼前处境如何，只关心“我该怎么样”。他的身份是做一个自由的人、一个银行家，至于是在外面做还是在监狱里做，不是他关心的。所以，被抓进监狱的第一天晚上，安迪是唯一不哭泣的人，这也反映了他对于场景的前摄性和操之在我的习惯。

美国对越战期间成功从战俘营里逃出来的人做过一个调查，他们发现，这些从战俘营里逃出来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并不在意被关进战俘营这件事。这看起来有点儿矛盾：他们不在意为什么还要从战俘营里逃出来呢？因为这些人觉得，不管在战场还是在战俘营里，他们要做的都是那几件事，所以带着这种“操之在我”的性格特点，他们没有为自己在战俘营里遭受的非人待遇抱怨过——这个不抱怨的背后逻辑就是安·兰德的“三无原则”。

安·兰德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你可以逃避现实，但你不能逃避因为逃避现实而带来的结果——这个现实就是阿特拉斯的现实：你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孤独的个体，承担着属于你自己的使命或者苦役；当这种现实降临的时候，你不能有任何意向立场，只能采取物理立场。而不回避现实就是采取一种物理立场。

只是做到了“三无”所代表的那种自由还不是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是像阿特拉斯那样，让自己始终处在一种强大的苦役或者使命的驱使下，始终做同一件事，也就是像安迪那样让自己对环境脱敏，始终做一个自由的银行家。

具有“三无原则”的人拥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单独面对一个事情的时候，他想的是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达到我的目标；与别人合作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的心智不会聚焦于“这个人该怎么样，有没有怎么样”“这个事态本该是什么样的，现在不是什么样的”，他唯一想到的是“我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达到我的目的”。因为这类人无所期待、无所求、无所靠，所以他内心不存在半点儿怨气——怨气的潜台词都是“本该怎么样”。

我们可以把安·兰德的哲学叫做“自由的哲学”，或者一种“如何在摆脱奴役的同时被一种高维度的力量深深裹挟，成为那种力量的奴隶，并获得真正的自由，找到真正答案”的解决之道。

新物种研究院院长、商业思想家吴伯凡

唯有“见微”，方能“知著”

很多做投资的人都用过Gartner曲线，也称为技术成熟度曲线，是一种以图形方式演示技术和应用的成熟度和采用情况的工具。这是一个各行各业都要用的曲线，做投资的人必须知道，且要熟练地运用这个曲线。

Gartener成熟度曲线及其隐含的世界观。第一阶段——确定性思维只能导致预期快速膨胀（“伪风口”与“满天飞的猪”）。任何一个新技术出现的时候，不管是区块链还是元宇宙，还是今天的ChatGPT大模型，由于资本闲置、媒体传播，所有投资机构的预期特别高，各种有关新技术的消息甚嚣尘上。所有人都对这个新技术充满无限的憧憬，尤其投资者，唯恐这是投资生涯中的最后一次机会，这就会导致大量的资本涌入，再加上舆论的加持。在这种炒作的过程当中，就会形成预期膨胀，并达到膨胀的顶峰值。

但一个新事物的诞生，并不只是讲讲故事，跟落地应用完全是两回事，落实到具体的产品上面，肯定还会存在很多缺陷。这就步入到第二阶段——不成熟的技术和产业注定无法承受高度杠杆化的承诺和梦想（“满地摔死的猪”和“一地鸡毛”）。当应用解决不了实际需求，满足不了商业化要求的时候，风口就会断崖式下滑，后续因为技术和商业模式的不断成熟再缓缓上升，这就步入到第三阶段——绝望、不信任、乌卡弥漫下，新趋势悄然显化，新势力悄然崛起。

任何一个技术/产业都得经历这样一个周期。就如当年的阿里巴巴一样，早期互联网模式诞生之初，大家预期非常高，但随之发现还有很多问题尚需解决，众多玩家相继出局。大家对互联网充满质疑之声。后续随着阿里巴巴等一众企业探索出新的商业模式，解决诸如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之后，众多玩家再相继入局，互联网步入稳定发展阶段。

我们需要仔细研究Gartener成熟度曲线，用各种实际案例来参悟这条曲线的演变。当开始一个项目的时候，就能将那些实际案例转化成辅助你进行决策的一个免疫力助力，帮你规避可能发生的实际风险。但当你遇到绝望时，同样也会拥有免疫力，我们将其称为“认知疫苗”。这个“认知疫苗”需要在“事上练”“事上磨”，真切细致地感悟Gartener曲线，在真幻难变、成败难料中细细感受“不一定”和“一定”。

巴菲特说“最大的风险就是不知道风险在哪里”，而最大的陷阱也就是我们不知道哪里是陷阱。我们都清楚，活在世上要避开各种各样的陷阱，但可能忽略了一个事实：我们也有可能随身携带着这样一个陷阱。就跟达克效应一样，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考虑的决定基础上得出错误结论，但是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辨别错误行为，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这些能力欠缺者们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却无法客观评价他人的能力。要认识到自己的“缺陷”，是需要相当高的智商的。

在不确定性的黑暗中洞见确定性的微光。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在经历过一系列的反复实践探索、研究之后，必会豁然贯通，有所发现。没有关于未来的“超级探照灯”，只有洞幽察微的双眼。别把趋势当风口，别把危机当深渊。

“这不是结束，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这可能是开始的结束”是丘吉尔在二战胜利前夕所说的一句话。虽然这场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但他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这是开始结束的时候了。虽然我们周边充斥着各种不确定性，但当我们有了将不确定性转为确定性的心态和能力后，每个不确定性既是结束，也是开始，既是终点，也是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