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唐代织物纹样之渊源及演变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衣冠”一词，以服饰指代人的外貌，进而指代人的品行。纺织术源于人类对服饰的需求。服饰是知羞耻、遮掩身体的开端，是知道德、修形貌的发展。组成服饰、日常生活用品、建筑软装饰物的织物有各种质地、样式以及纹路。《说文解字》中说：“文，错画也。象交文。今字作纹。”织物的纹样和文章的词藻一样，体现着人对于形式美的追求，反映人所处时代的美学风貌、人的精神面貌，是文明的一道缩影。

唐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承魏晋时期“人的觉醒”，启宋代经济文化高度繁荣、城市与市民群体的成熟。唐代也有着与汉朝并称的历史地位，共同造就“汉唐盛世”的辉煌。因而，唐代织物纹样的渊源和演变也紧紧贴合时代脉搏，反映着“大”时代下人的伟大劳动智慧与旺盛的审美创造力。

一、回顾前尘：在过去了的南北朝

任何事物都有准备、积蓄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就像历史的前进不依靠少数的个人，而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成果。

唐代织物的主要纹样早可追溯到汉代，远可追溯到叙利亚、希腊、波斯。各类纹样的融合到了南北朝已基本形成了固定的纹样模式，且开始在当时流行。

宝相花起源于佛教中的“宝相”一词，原本是对佛祖的一种称赞。南朝梁王屮的《头陀寺碑文》中写道：“金资宝相，永藉闲安。”“宝相花”的名称则最早出现于北宋的文献记载：李诫《营造法式》将宝相花列为彩画装饰花卉类纹样之一。

唐草纹也叫卷草纹，中心为花卉的形状，延伸出卷曲的枝叶，围绕四周。团花纹整体呈现圆团状，无枝叶从圆团中蔓支，主要以植物花卉、枝叶填充满圆团，有桃形瓣状、多裂叶形、圆叶形、三种花形，层次丰富，以放射状或旋转式展开。

“陵阳公样”由益州大行台检校修造窦师纶组织设计，因窦师伦被封为“陵阳公”，得名“陵阳公样”。以凤、麒麟、孔雀等动物或人像为中心，环状花纹可为联珠纹，也多环绕植物纹样。

“瑞锦纹”又称“雪花纹”、“瑞雪纹”，代表非动植物类花纹。这类纹样取雪花形态，呈放射状展开。

魏晋时期，中国已呈南北割裂之势，战乱频仍。文人士大夫纷纷对生命有了更深的理解，一方面推崇黄老之学，沉迷玄学“清谈”，另一方面饮酒服药、及时行乐，解放人性的同时开启了中国人的第一次“自觉”。与之相伴发生的还有民族大融合：各少数民族带来迥异的生活习俗与艺术文化，汉代就已传入的佛教此时也进行着经文翻译工作。自“八王之乱”始，晋室迎来了没落。到了南北朝时期，佛教已经在中国形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盛况。

少数民族入侵中原造成了被动的民族融合，而北魏孝文帝时期，少数民族的汉化已经成为了一种主动的政治文化策略。也是在北魏中后期，统治者组织修建的云冈石窟的大部分完成。敦煌莫高窟中保留着大量唐代织物纹样的研究材料，云冈石窟则保留着许多南北朝时期的唐代织物纹样前身的研究材料。

由此可见，统治者对于历史的推动有一定的意义。

根据云冈石窟和同时代壁画的材料，发现莲花纹、忍冬纹在南北朝时期就已流行。这些纹样凝聚了中西方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心血，也融入了他们的审美情趣，才得以广受喜爱，从而传播开来——历史的前进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力量。

莲花纹在北朝时就已出现在壁画中，南北朝佛教兴盛之后，更是成为各类日常生活用品上的常见纹饰。

唐草纹的另一个名字“蕃莲纹”揭示了其来源。有了南北朝时期传入的印度莲花纹样的结合，源于汉代的卷草纹才得以“推而广之”，将相同类型的花卉融入纹样中。丰富多样的花卉类型使原本的卷草纹成为了唐代独一无二的纹样，“唐草纹”就此得名。

古希腊的棕榈纹、莨苕纹影响中亚地区流行的葡萄纹，欧亚两地的传统纹样进行了第一次融合，并形成一定的纹样模式。忍冬纹的前身之一向东传播到了中国新疆地区和敦煌，它与传统的云纹有着相似的线条美，又与富有长寿寓意的金银花花纹相融合，成为了唐代织物纹样中的忍冬纹。

总的说来，在南北朝时期的铺垫之后，唐代织物纹样的大放异彩便有了充分的准备。这离不开统治者的政治、经济、文化策略，也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

二、世间一瞥：不问鬼神问苍生

与割裂的南北朝不同的是，唐代的统一局面促使南北朝时期流行的各种纹样汇聚、组合。以宝相花纹中纹样的组合为例可发现这一点。

莲花纹常为宝相花纹的主体架构，石榴花起衔接作用。《艺文类聚》中引用陆机写给弟弟陆云的书信：“张骞为汉使外国十八年，得涂林安石榴也。”汉代就已出现石榴花纹，它的小巧、易于穿插便应用在纹样的衔接中。忍冬纹曾风靡南北朝，到了唐代，由于其延展性和流动性，在整体的结构中起丰富的作用。

或许这种创造力证明了唐代劳动人民不亚于诗仙李白的艺术畅想能力——我们又怎么能说一朵徐徐展开的宝相花纹中没有蕴藏着“疑是银河落九天”的豪情与想象呢？

织物纹样的彼此协调还体现在其与色彩、服饰样式的配合上。唐代采用植物染料，色彩搭配遵从简单、和谐的原则，与繁复、多层次的纹样相反，更强调色彩之间的映衬、调和，使得华丽的织物纹样在制作成服饰时不显臃肿、杂乱，有适当的视觉缓冲，更显大唐“和而不同”的时代气质。

在审美风格上，唐代织物纹样的特点是华丽、繁复而又生动流转。它们的华丽、繁复来自纹样自身的丰富层次以及纹样之间彼此组合的多样形式；它们的生动流转来自流畅的线条、饱满的形状。从隋唐开始，织物纹样就逐渐从动物转向花草植物纹样设计。花草植物代表着生长的自由，天生有着生动、舒畅的生命活力。优美的线条延伸了植物的美感，圆形的纹样安排又使整体表现出圆润、饱满的姿态。

大唐强盛的国力造就万邦，来朝的盛况，统治者被尊称为“天可汗”，人们的安全得到了保证，同时物质基础的丰富催化了上层建筑的蓬勃，在享受着“葡萄美酒夜光杯”，穿着胡服、看着胡姬跳舞的同时，期盼着更美好的生活。他们还穿梭于唐代无数佛教寺庙中，观赏壁画、领略玄奘取回的真经，精神世界有了极大的更新。

对于现实世界，他们怀有最朴素的憧憬：莲花、石榴寓意多子多福；忍冬（金银花）寓意健康、长寿；牡丹寓意平安富贵；雪花寓意“瑞雪兆丰年”。

对于彼岸世界，他们的祈愿基于对现实世界的世俗心愿，而非宗教上的信仰。这是佛教世俗化的结果。以唐代女性为例，佛教教义讲求众生平等，积德行善，合理地解决了女性的诉求，使其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摆脱了“不净”的偏见。莲花是佛教中一个重要的植物形象，由于其“出淤泥而不染”、清香远播的特性而与“净土”、“极乐世界”相关，也用其纯洁、清香的性质形容宁静、不染纤尘的灵魂状态。披帛、戴璎珞、额头贴花等来源于佛教的生活习惯也作为织物纹样中莲花纹的对照，共同体现出唐代普通百姓的生活。

“成仙成佛且成人”，不问鬼神问苍生。织物的纹样中没有太多的超然物外，却有生活的柴米油盐。

三、拈花微笑：亦犹今之视昔

织物纹样经历了许多岁月的变迁，但其中有一些是千百年来未曾改变的，那就是人对纹样赋予的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

吉祥寓意是唐代织物纹样内涵中最主要的部分，不管是植物花卉，还是翔鸟瑞兽，都取的是吉祥、如意的彩头。更早的时代，织物纹样是民族图腾的显示，或是更抽象的吉祥寓意，如汉代的龙纹、山形鸟纹、灵芝鸟纹、葡萄兽纹、双鱼纹、云纹绣花等。植物以其更旺盛的生命活力，在经历了魏晋时期“人的觉醒”以及后来的民族大融合、儒释道争鸣之后，成为人们反映生活理想最生动、活泼、具体的方式。

如果说儒融入了中国人内在的行事、做人规则，那么道和佛则成就了外在的“生老病死”。活着时吃药养生、听寺院讲说经话本，死后道士、和尚都请来念经，已经不知道是在“升仙”还是“超度”。这是中国人独有的世俗生活。远古时期的神秘图腾被具体化，日常生活的细节代替了抽象的精神愿望。

同时，贯穿华夏民族精神始终的是对生殖的崇拜、对“和”的向往。

中国文化中的生殖原型有蛙、蛇等。蛙产卵多子，且双腿的形状形似女性分娩的姿势，象征生殖力的旺盛；蛇形似人的大肠，原始先民认为大肠是生殖器官。具有多子莲蓬的莲花、内部多子的石榴是新出现的生殖崇拜原型，随着织物纹样保留着母系社会的残影，反映着中华民族对繁衍子孙、千秋万代的企愿。

各类纹样的和谐搭配、纹样与织物色彩和服饰样式的搭配，讲究一个“和”字。中国自商周时期便有了阴阳五行之说，阴阳和谐观念后来与佛教中的众生平等观念相合，使女性在唐代的解放有了充分的历史条件，也造就了前代织物纹样在唐代的大汇聚、大融合。

这种“和”体现出一种心灵深处的乐观主义，任凭谁身处那个时代，都不会始终作苦大仇深状。毕竟在初唐时期，张若虚就写出了著名的《春江花月夜》。织物纹样中的生命力，与花、月、江水等唐诗经典意象一起，成就一幅“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和合意境。

传统的织物纹样，通过纺织、制衣技术等流传下来。与书法、文学、绘画等古代上层阶级才能接触的艺术形式不同，它们与普通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流传广、应用场景多，却容易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消亡。

没有乐府，《诗经》中的“国风”不能被记录，中国最优美的诗篇之一便失传了；没有杨雄，许多方言的古音不能被记录，珍贵的语言学史料便失传了。因而想要这些传统的织物纹样发挥其应有的生命力，现代人需要先有“传承”的理念，把握其中永恒不变的文化要素，以心感悟历史、艺术和文明，发掘传统纹样中的普世审美价值。只有“心传”，美丽的唐代织物纹样才不会“失传”。如同佛祖的拈花一笑——抄录的样本会腐朽、丢失，保存的文物会褪色、变形——但只要文明还在，文化还在，传统的艺术就不会失去活力。

结语

唐代织物纹样以其贴近生活的特色，在小的方面反映着唐代百姓的生活情调、精神追求，在大的方面反映着一个开放、包容的大一统王朝热烈、宏大、华丽而又不乏率真、生动的时代风貌。人与时代的灵魂浓缩进小小的花纹里，除却惊人的美丽，只有静静诉说、默默无言。

唐人谨慎传承历史、大胆拥抱现在、浪漫畅想未来的精神值得现代人反思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