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时代的陶渊明是什么样子？为何贫困交加死去

陶渊明（352或365年—427年），字元亮，又名潜，私谥“靖节”，世称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辞赋家。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职，最末一次出仕为彭泽县令，八十多天便弃职而去，从此归隐田园。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传世作品共有诗125首，文12篇，被后人编为《陶渊明集》

第一节青年时代

陶渊明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田园诗派的创始人，“隐逸诗人之宗”。他从小“好读书，不求甚解”；他有济苍生、复故土考由豪情壮志，却又因不肯为“乡里小儿”折腰而。“归去来”，过起了隐居田园的生活；他生性疏懒、嗜酒成癖，但又常常元钱买酒，于是便有了“我醉欲眠”、“渊明漉酒”“白衣送酒”等佳话；他的诗文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但在唐宋之后，却受到文人墨客的极力推崇，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

陶渊明（公元365～427年），又名潜，字元亮，自号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陶渊明出生于没落的官宦家庭。曾祖父陶侃，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是当时很有权势的政治人物。祖父陶茂，做过武昌太守，父亲也做过安城太守。母亲是东晋名士孟嘉之女，尤其是其外祖父孟嘉对陶渊明的影响很大。

陶渊明八岁丧父，其生活更贫困，与母亲和妹妹相依为命。虽然生活很贫苦，但因家庭教育优良，他从小就在母亲的指导下读了大量的书，包括《庄子》、“六经”，以及文、史、神话、小说等等。在《五柳先生传》中，陶渊明曾把自己描绘为“闲静少言，不慕名利。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他从读书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但是他读书并不是字斟句酌，而是“不求甚解”，以期与古人心灵冥合。

青年时代的陶渊明也曾有过远大的志向，他曾回忆道：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第二节辞官还乡

陶渊明早年没有做官，二十九岁时，因其亲人衰老、家境贫困的缘故，他出仕做祭酒。由于看不惯官场的黑暗，陶侃像没过几天就辞职不干了。州里又召他做主簿，他也是“辞不就”，自此在柴桑过起了自给自足的隐居生活。七年之后，陶渊明又出任桓玄镇军的参军。母亲去世后，他辞官奔丧，守制两年。

有一次，他对朋友说：“我想过恬淡的生活，现在我出去做官，是为了隐居积攒一些衣食之资，不知可以吗？”当权者听说后，马上派他去做了彭泽县令。县里拨给他的几亩公田，他全部用来种植了酿酒用的秫谷，说：“能让我每天有酒喝就足够了！”妻子不同意，于是他便拿出一半的土地种植粳稻米，另外一半则种植秫谷。

陶渊明当上彭泽县令之后没多长时间，有一天，浔阳郡郡守派一个督邮到县里视察，县吏告诉他：“您应该穿好衣服，束好衣带前去拜见。”陶渊明听后，叹了口气说：“我岂能为了五斗米，就向那些乡里小儿卑躬屈膝？”当天就辞去了彭泽县令这个官职，返回故里。

陶渊明只当了八十五天的彭泽县令，从此就没有再做过官，从此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隐居生活。

第三节桃花源

陶渊明四次辞官之后，选择了归隐，这主要是他爱好自然的天性所驱使和当时的社会环境让他不得不做出这样的选择。

陶渊明像陶渊明从小就喜爱大自然，向往美好的田园生活。他有“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弱龄寄事外，委怀在琴书”、“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等诗句，可见，陶渊明在正式归隐之前，心中始终有一个声音在强烈地呼唤着他“归去来”。当他奔波于公事时，这个声音在呼唤；当他沉思冥想之际，这个声音也在呼唤。最后，他终于实现了归隐田园的愿望。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归隐的主要原因，而客观原因则在于，他对当时的社会腐败很不满。他所处的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他在《感士不遇赋》的序言中说：

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开百年，且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英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屡伸而不能已者也。

诗人在这里指出当时社会风气的腐朽，朝堂之上“雷同共誉毁，咄咄俗中愚”，正直的人是没有出路的。要想保持高洁的品性，延命于乱世，便只有隐居这一条路了。

陶渊明心目中有自己的理想社会。这个理想社会就是他在《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世外桃源。

按照文章中所描述的，桃花源是一个与世隔绝、不受外界干扰的地方。桃花源外是一片桃花林，“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环境十分优美，引人入胜。“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从小山口进入，“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那里土地平坦广阔，房屋排列整齐，田地肥沃，池塘清澈，桑竹茂盛。田间道路纵横交错，井然有序；村舍中鸡鸣犬吠不绝于耳；男男女女正在田间辛勤地劳作，老人和小孩在一边怡然自乐。整个桃花源呈现出一派繁荣祥和、生机盎然的景象。

在生活上，桃花源人也是自给自足。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努力耕种。桑竹繁茂，都可以蔽日遮阴了，五谷能及时种植，不违农时。到了收获的季节，他们也能够“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所有的收成都归自己所有，而且不必交那些繁重的苛捐杂税。另外，这里没有兵丁、官吏，不见商业、学校，完全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平等、共同劳作、崇尚人性，没有勾心斗角，也没有尔虞我诈，这就是陶渊明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但是，这样一个淳朴、安乐的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在当时是根本实现不了的。他只是希望在他隐居的狭小的生活范围内，能找到心灵的安宁。

第四节归去来

黑暗的社会现实与崇尚自然的本性，使陶渊明最终选择了归隐之路。在辞官归隐时，诗人作《归去来兮辞》，表明了自己要从官场之中退出的决心和志向。

文章中所提到的田园，在陶渊明的潜意识中，应该是人类生命的根，是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快要荒芜了，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这个召唤的声音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震撼人心，使得诗人归心似箭，迫不及待地乘上小船、迎着轻风，日夜兼程地往家里赶，恼恨晨光熹微，不见归路。

熬过了漫漫长夜之后，终于看到了自家简陋的房子，诗人高兴得竟然跑着回家。儿女们在门口迎候，庭院中的小路已渐荒芜，只有自己所种的松菊依然傲立于荒园之中，使诗人感到欣慰无比。抱着最小的孩子走进屋里，看见酒樽里已经倒满了酒，这分明是妻子的一片柔情。诗人取酒自斟自饮，看着家中的一切，心里感到踏实、安宁。

归隐之后的陶渊明每天都做些什么呢？从他归隐之后所作的诗文中，我们可以得知，此时的诗人忙于耕种、交游、饮酒，过着自给自足、悠然自得的生活。

归隐之初，诗人“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归园田居·其一》）。然后诗人又利用“方宅十余亩”，盖起了“草屋八九间”，还在房后种植柳树、榆树，房前栽桃树、李树。诗人这只长久被关在笼中的鸟儿，终于随心随性，复归自然了。

从那以后，诗人便开始了耕种生活，在《归园田居·其三》中，诗人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人在南山下种豆，因为杂草旺盛，豆苗稀少，他便一早起来就去铲除杂草，到了晚上才扛着锄头回来。艰苦的农耕生活并没有使诗人灰心丧气，诗人反而因为这种生活没有违背归隐的初衷而心情坦然。

为了更好地进行农耕，诗人还和村中的农民交往、聊天、请教经验。而这种生活，让诗人深深地陶醉其中了！

饮酒是陶渊明最大的嗜好。他每天都离不开酒，而且他的诗句中，几乎篇篇都有酒，他甚至还专门写了二十首《饮酒》诗。如“漉我新熟酒，只鸡招近局”（《归园田居·其五》），“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杂诗十二首·其二》）等等。

陶渊明嗜酒成癖，世人皆知。江州刺史王弘久慕其盛名，千方百计地想要结识他，却总也请不到他。有一次，陶渊明去庐山游玩，王弘知道之后，便请陶渊明的老朋友庞通之在半路上备下酒宴邀请他。陶渊明当时正患脚疾，王弘便让他的下属和两个儿子用肩舆抬着他。他们正在路上时，遇见了庞通之，陶渊明欣然下舆，和老朋友推杯换盏。一会儿王弘来了，陶渊明很欢迎他，两人相处得很融洽，后来成了好朋友。

还有一个叫颜延之的人，在浔阳时，与陶渊明有颇深的交情。后来，颜延之做了始安郡，于是他每次路过浔阳时，都要到陶渊明家中去喝酒聊天，并且每次都要喝得酩酊大醉，常常耽误公事。

有一次，颜延之在临走的时候，给陶渊明留下两万钱，于是陶渊明把这些钱全都拿到酒馆里去，以便自己可以随时取酒。

有一年重阳佳节，陶渊明已经九天九夜滴酒未沾了，于是就到屋外的菊花丛中呆坐着，摘菊盈把，品其芬芳，以此来排解无酒可饮的痛苦。陶渊明偶一抬头，遥望远处，看见一个穿着白色衣服的小吏走过来，原来是江州刺史王弘派人来给他送酒的，不禁心花怒放，欢喜异常。陶渊明取过酒来，一口气把酒喝完，大醉而归。

陶渊明性格宽厚，只要家里有酒，拜访他的人无论贵贱，他都会拿出酒来与客人开怀畅饮。如果他先喝醉了，他就会告诉客人：“我醉了，想睡觉了，你可以走开了！”由此可见陶渊明的率直和自然。有时，在酒酿熟时，陶渊明会解下头上的葛布漉酒，即给酒过滤。过滤完后，他就重新把葛布戴回头上去，后来人们就用“渊明漉酒”、“漉酒葛巾”来形容嗜酒之深或超脱率真的气度。此外，陶渊明虽然对音律一窍不通，但却有一张无弦琴，每当喝到兴头上时，他便作出抚琴的样子，而且还边“抚”边歌，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后人遂以“无弦琴”、“陶琴”表示意趣高雅。

如果这种有酒有朋友、衣食无忧的生活一直持续下去，那陶渊明可以说是“快乐似神仙”了。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战乱频繁，加之自然灾害严重，农业歉收，陶渊明的生活极为贫困。在他四十四岁那年，居所失火，诗人的生活更是每况愈下，连温饱都发生了问题，但他毫不后悔自己的选择。

在元嘉四年（公元427年），陶渊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享年六十三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