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鲁国并非新封周公，而是古已有之古国

周武王灭商的牧野之役，金文（利簋）及《尚书·牧誓》均言在甲子日，大约这一天即是传统夏历的正月初一，周人是乘商人过大年之机闪击成功的。

不过初战的胜利，并未从根本上消除商王朝的社会基础和旧有的同盟力量，因此时事很快又演化为周人与殷遗民及东夷之间的武力较量。

载籍所见周公东征的过程皆不详悉，且时有不一致之处，然大体可据以知道此役历时三年，先是击溃武庚的势力，杀武庚、管、蔡，流放霍叔，继而攻服许多东夷小国和部落，直取山东半岛商末侯国薄姑氏，然后又回军消灭今鲁西南的商奄，迁其宗族于薄姑氏旧地，同时又击退淮夷的进攻。

这场战争的胜利对于周王朝的创建和巩固具有重大的意义，而齐、鲁两大封邦的建立也为周人经营东方的开始。

1、周公分封

载籍多称周初大分封始于武王时，但武王在克商之当年或次年即去世，其时政局不稳，新建的王朝尚有岌岌可危之虑，即使确有分封，大概也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的分封应在周公东征之后。

齐、鲁两国的分封可能都在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

今本《竹书纪年》载：

成王八年春正月，王初莅阼亲政。命鲁侯禽父、齐侯世伋，迁庶殷于鲁。

《纪年》中的“命”字即是分封之意。

史载周公摄政七年而还政于成王，故《纪年》系两国之初封在成王八年正月。

齐国因商殷时旧称而得名，周初受封取代逢氏侯国，都于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记太公莅国的传说是不可信的，现在并没有确实可靠的材料可以证明太公曾亲就封。

周初铜器令簋铭文有丁公、伯丁父，令彝称父丁，宜侯矢簋称虞公父丁，班簋称吕伯，当都是指太公之子丁公吕伋。

载籍和金文都证实，当时周公、召公均是以元子就封的，皆未曾亲莅国，太公作为同等地位的辅佐大臣，当亦同此例。

2、“鲁”与“吉”

鲁国名称及其建邦定都诸问题，比之齐国的情况还要复杂些，以往的讨论亦多分歧，这里再择要作些考求。

“鲁”字初文上部为鱼，下部为“口”形符，多见于甲骨文。于省吾先生已指出，其“口”形符为器形，全字“本象鱼在器皿中，《说文》讹为从白”。

我们以为，“鲁”字本象鱼盛在祭器之中，实为“吉”的分化字。

甲骨文“吉”字其上部符号实为“良”（本象豆类器物）之省形，代表歆享用的食物；下部当仍指祭器。

“吉”、“鲁”下部同作，则“鲁”字初文亦应象祭器中盛鱼。

“吉”字本义，如《周礼·春官·太祝》“三曰吉祝”郑司农注所说：“吉祝，祈福祥也。”

所以后世祭器称吉器，祭服称吉服，祭礼称吉礼，四时祭称吉事；又有吉拜、吉月、吉士等语，皆与祭祀有关。

也因此故，“吉”字从卜辞时代起，就已通用为美善无凶夭之辞。

“吉”字上部易为“鱼”，即成“鲁”字，而其本义不变。

于省吾先生考证卜辞“鲁与旅音近字通”，训为嘉，实则“嘉”字之义亦起于“吉”，故甲骨文有“吉鲁”、“鲁嘉”联称之语。

“旅”训为嘉，疑最早取义于初民以野生谷物作祭品的风俗，即“秜”之代字，后世则通作“穞”、“稆”。由此亦可推测“吉”、“鲁”之分化。

《说文》训鲁为钝词，乃后起义，与“鲁”字本义不相干。

郭沫若先生释商周青铜器旅爵、旅父辛觚等所见“旅”字铭图，以为旅即鲁，“鲁本殷时古国，疑其初民本以此图形文字为其族徽”。

商代也有不少鱼形徽识，如安阳小屯村北出土的铜斝上所见的一例，顶端为一“子”字人形，其下有两条象征河流的纵向曲线及4条鱼，两鱼在曲线内，两鱼在曲线外。

此图大概即是以新获鲜鱼祭祖的符号形式，其上“子”字人形即代表祖先。

上古部族由宗教风俗得称的很多，鲁族之称导源于以鱼为祭品，与东夷齐族因以小麦制品为祭品而得称亦同出一理。

3、西鲁与东鲁

《国语·晋语四》记载姞姓为黄帝后裔十二姓之一，《潜夫论·志氏姓》、《路史·国名纪甲》等又记载姞姓后裔有阚、尹、允（或谓即尹）、蔡、光、敦、偪、燕、南燕、鲁、雝、断、密须、密（或谓即密须氏）、虽等。

姞之为姓，古籍又作吉、佶。《诗经·都人士》“谓之尹、吉”，郑笺：“吉，读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旧姓也。”

《风俗通》则谓姞姓为“殷时侯国，一作吉”（《路史》）。

由姞、鲁名称之分化，亦可互证鲁族出于姞姓。姞姓之鲁本出于西部地区，其族因以鱼为祭品而得名，亦与仰韶文化彩陶崇尚蛙鱼纹样的风俗相合。

何光岳先生推求姞鲁的迁徙过程，认为姞姓之鲁原居今甘肃天水之西（汉代于此置卤县），大约在夏初东迁至今河南鲁山一带，于是有西鲁、东鲁之分。

商末周文王征服西戎，封其子旦于西鲁，从此姞姓之鲁为姬姓所取代。

武王灭商时，调其弟旦辅国，是为周公，而另由周公长子伯禽治西鲁。商灭，伯禽由天水之鲁转至鲁山之鲁；及周公东征，又移封伯禽于奄国故都曲阜，仍称鲁侯，从此成为周王朝镇抚东部地区的方伯。

此说着眼于姞姓部族自西向东的迁徙过程，若仅就这一过程本身而言之，大概是可信的；同出姞姓的密须氏原居今甘肃灵台西南，后为周文王所灭，其地亦接近天水地区。

但天水一带是否即鲁族的发祥地，特别是周公旦果曾封于此地与否，尚须提出更确实的证据；而所谓“西鲁”、“东鲁”之分，在文献源流上亦不无疑义。

“西鲁”之名不见于古籍，唯《尚书·旅獒·序》有“西旅献獒”一语，旧注谓“西旅”为西戎之国，故学者或以为即指“西鲁”。

《说文》云：“旅，古文以为鲁、卫之鲁。”

清人于鬯《香草校书》卷7据此云：“西旅者，西鲁也。正有鲁卫之东鲁，故加西字以别之。”

然“西旅”是否为地名若国名，尚存疑问；而《说文》所谓“鲁、卫之鲁”，亦即于氏所说的“东鲁”，显然是指位于今鲁西南的曲阜之鲁，而不是指在今河南的鲁山之鲁。

夷考其实，俗称曲阜之鲁为“东鲁”，也不过因其地在东方而言之，在初并未有与之相对的“西鲁”之名。

是以“东鲁”之名可用（本节下述所提到的“东鲁”概念均指曲阜之鲁），“西鲁”之称则无从考实。

4、有没有鲁的古国？

近世学者对鲁国之名的推求，仍以推原于鲁山之鲁的说法占上风，傅斯年先生的《大东小东说》已主于此，至今从之者众。

然其间史事的虚实远近尚须仔细分擘。

联系传说史料来看，今河南鲁山一带可能很早就已是姞姓鲁族的聚居地之一，因为这里有不少与鲁相关的地名可考。

但据推索，曲阜一带东鲁的存在也绝非是迟至周初才有的事。

证之以古地理，姞姓部族东迁后，实际上有相当一部分散居于今河南东部、东北部及山东西南部地区，并非仅仅集中于某一地。

如明确可考的南燕，地在今河南延津东北，便距东鲁不远。学者考证鲁国先君的墓地不在今曲阜，而在曲阜以西汶上县的南旺附近，而这一带古称阚邑，那么它在早也应是姞姓阚氏的迁居地。

再如偪阳，在今山东临沂西南，当亦由姞姓偪氏曾迁居于此而得名。

《左传》闵公二年有鲁地密邑，杜注谓在琅邪费县北，其地有密如亭，则姞姓密氏或密须氏亦曾居此地。

春秋时尚仅存于曲阜附近的东夷小国须句，可能也与密须氏的东迁有关，今与汶上接壤的东平县有须昌镇。

春秋时卫地另有须邑，见于《诗·邶风·泉水》，在今河南滑县东南，距今鲁西南也近在咫尺。

此外，传说为东夷嬴姓的修鱼氏，可能实即修（攸）、鱼（鲁）二族融合后形成的新族。

总之，由此类材料推测，早在夏商之际乃至更早，已有姞姓部族迁徙于“少昊之墟”的曲阜一带并非是不可能的，其中也应包括鲁族或其支族。

5、东鲁的源流

这里有两条涉及古鲁族而年代较早的资料需要具体分析，分别看待。

其一是《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记夏末陶唐氏后人御龙氏拒绝服事孔甲，惧而逃迁于鲁县，为后来晋国范氏的祖先。这个鲁县当是指今河南鲁山一带，大约源出陶唐氏的祁姓分支曾有居于此地者，故御龙氏投之。

其二是《逸周书殷祝解》记载：“桀与其属五百人徙于鲁，鲁士民复奔汤。”

这个鲁地就不能轻易断定是指鲁山之鲁。

以往否定此鲁为曲阜东鲁的理由主要有两条：

一是说商汤伐夏桀，夏桀原居于伊洛而南逃于巢，路经鲁地，则断不会走入东夷腹地的东鲁而自投罗网；

二是说曲阜一带在夏商时尚只称奄而不称鲁。

这两条理由恐怕都由于把前因后果混在一起而产生了误解。

第一，夏人的统治中心从大禹到后杼时期已渐次东移，夷夏交争时少康即以曲阜一带为复国的根据地，后杼灭有穷氏后更一直打到东海沿岸。

因此鸣条之战后，夏桀败北而逃于曲阜是完全有可能的。

第二，鸣条的地望，我们以为就在今河南封丘东，亦即今山东定陶西，而商汤攻败夏桀后乘胜击灭的三鬷之地即在定陶东北，正是桀败逃曲阜的路经之地。

第三，假如桀败后逃于鲁山，则正与前述御龙氏的逃迁路线相同，岂不更令人费解？

而如果桀最终真是由鲁山远逃于东南淮夷之地的巢湖，则尤属自投罗网。反过来看，桀败于东鲁而南逃的可能性最大，不过最近实的说法可能还是史籍所称的汤放桀于南巢。

第四，说曲阜一带夏商时只称奄而不称鲁，时代规定过于宽泛，实际奄国在商代后期才兴盛起来，而且它是否曾建都曲阜，至今尚不能定，因而也不能以此作为否定商殷时已有东鲁存在的依据。

东鲁的早期源流可能是这样的：

早在夏时，姑姓鲁人已有迁居曲阜者，并已可能建国，故后世称其地为鲁。

商汤灭夏时，鲁人奔汤，鲁山一带的姞姓贵族亦有可能于此时被迁于曲阜，而已不存国号。商中叶以后，南庚、阳甲、盘庚三王建都于奄，姑姓鲁人成为商人的通婚族。

盘庚迁殷后，鲁、奄并被封为侯国，然此时封于鲁者已是子姓部族，非是旧有的姞姓。

后因奄国强盛，鲁地为奄国所包，遂致其事迹亦淹没无闻。

但商时东鲁的存在，也不是全无踪迹可寻的。

郑樵《通志·氏族略》的“鲁氏”条说：“武王克商，封其弟周公旦于曲阜。…其地本名鲁，因以命国，乃作都于曲阜。”

此说最称直截了当，可以廓清种种误解。

郭沫若先生所说的“鲁本殷时古国”，自亦是就东鲁言之。甲骨卜辞所称的“鲁受黍年”、“帚姘、鲁于黍年”、“鲁嘉，鲁不其嘉？鲁不其嘉，鲁嘉？允嘉，延死”之类，其中的“鲁”字也有可能是指鲁国，不一定都训为嘉。

6、夫余与鲁

曲阜一带为殷人后方根据地，奄、鲁事迹并进入王室卜辞也不奇怪。

如果说这类卜辞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卜辞“甫鲁”、“甫鱼”为地名则决无可疑。

郭沫若先生说：

“甫鱼、甫鲁当是同一地名。甫乃圃之初字，象田中有蔬之形。…以声类求之，当即春秋时齐地之夫于。《左传》昭十年‘与之夫于’，杜注“济南于陵县西北有于亭’。于陵旧城在今山东长山县西南二十里。”

其地在今邹平东南，若以为即卜辞甫鲁之地，恐距殷都过远。

另一种可行的解释是甫鲁即曲阜之鲁。

其名冠以“甫”字，或即《诗·鲁颂·闳宫》所见的新甫，为山名；又或者“甫”字只是词头，甫鱼急读声近鲁，甫鲁省称则为鲁。

夫于、夫余、扶余、凫臾等名，可能都是甫鱼、甫鲁之孑遗。

《闳宫》诗云“保有鳬、绎”，鳬指鳬山，绎指峄山，均在今曲阜南邻邹城市境内，学者或说这里即是夫余族的发源地。

春秋时又有小国于余丘，处鲁之东，约在今临沂境内，灭于鲁庄公时，可能原亦为旧鲁族的一支。

卜辞又有“膏鱼”的地名，于省吾先生考证即春秋时的鲁邑高鱼（俗称交鱼，后世也作高梧、高吴），在今山东运城西北，当亦是古鲁族的散居地。

此外，卜辞又有“渔[受黍年]”的记録，与“鲁受黍年”同例，且见于同一龟甲，例之以鱼、鲁通用之辞，则“渔”字似可读为“鲁”；或谓“渔”指子渔，为人名，则由卜辞人、地同名之例，亦可推测其人封于鲁，正可为子姓部族曾在此建国提供佐证。

丁山先生考证说：“子渔之后，是为渔氏，…在东阿县西的鱼山。”其地距鲁不远。

大要言之，周初伯禽封鲁，亦因其地旧称而名其国，非是由鲁山带来。上古地名随族而走是个规律，然周初分封已不同于上古部族的随机迁移，国名亦不必因族而定。

周初重要封国，如燕、齐、晋、卫等，事实上皆因其地而名其国，无一是自外输入国名的。

7、鲁是新封还是袭封？

如果举不出足够的证据，独以为鲁国是由周人强加于奄地的新名，则甚不合情理。

征诸有关伯禽的出土铜器，大概只有大祝禽鼎和铭文相同的禽簋、禽鼎，可以肯定是周公东征以前伯禽为太祝时的器物，而其时伯禽尚未封鲁，故铭文只署其私名（姓名之名）；倘若在这之前伯禽已封于甘肃鲁地或河南鲁山之地而为侯，则所作器铭便理应署称“鲁侯”，而不应只用私名而称“大祝禽”或“禽”。

其余西周鲁器，已知者有爵、尊、壶鬲等，凡铭文中出现“鲁侯”字样的，均应是伯禽封于东鲁之后的器物，且至今已极少见到以“鲁侯”指伯禽的铜器。

《诗·闳宫》有下列章句言及鲁之分封：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于鲁。大啓尔宇，为周室辅。”

又说：“乃命鲁公，俾侯于东，赐之山川，土田附庸。”

傅斯年先生由诗人之措辞，求证鲁之初封与徙封，以为这两章诗乃言：

“初命伯禽侯于鲁（按：指河南鲁山之鲁），继命鲁侯侯于东，文义显然。如无迁徙之事，何劳重复其辞？”

其实就诗论诗，此处上章也不过意在表明成王对周公的尊崇，“大啓尔宇”即扩大周公的封土；下章写王朝正式封伯禽为鲁侯，要他以侯伯身份控制东方，文义并无重复。

鲁人后来率称伯禽为鲁公，此诗亦然，在诗人的时代不可能直接写出“伯禽”之名，所以不能以此证明这两章诗所述为二事。

至于诗人以“东”代“鲁”，实出于换韵兼避免过多使用“鲁”字的需要，何尝别有深意！

金文中多有“东国”之名，也不过是周人的一种习惯用语而已。

“鲁公”之称最早见于鲁侯熙鬲铭文：

“鲁侯熙作彝，用享将厥文考鲁公。”

鲁侯熙即伯禽子炀公，“文考鲁公”自是指伯禽。由金文可知，周人率称先父为“文考”，或又称先父、先祖为“前文人”，故载籍亦称周公为周文公。

“文”字类似盖号，然在早可用为生称（如商后期武丁、武乙、文丁及西周前期文、武、成、康、昭、穆诸王号仍皆为生称）。

伯禽之称鲁公，亦因其晚年继承周公的公爵，与周公同为鲁国始祖。

《閟宫》诗又说：“天赐公纯嘏，眉寿保鲁，居常与许，复周公之宇。”

这是说伯禽晚年兼为公、侯，既“眉寿保鲁”，又时常居于西土的常、许，复领有周公的封土、采邑和基业。常、许当皆指已故周公的采邑，地处西土，不必硬性到东方的鲁地去寻找。

《閟宫》诗又称炀公为“周公之孙、庄公之子”，“庄公”大约是鲁人后来给伯禽所加的盖号，而与鲁桓公之后的庄公同谥。此亦可见《閟宫》诗当作于春秋鲁庄公之前。

先秦时代，同一侯国的君主前后谥号相同者不乏见，略查有关年表即可知，此无足怪。

8、鲁国为何不叫奄国？

或者又问：周公与伯禽的封国既在“少昊之墟”，何以称鲁而不称奄？

原因很简单：

盖姬鲁受封本承商代子姓封国之名而称鲁，其定都亦在旧鲁城而不在奄城：且奄在周初尚为敌对国名，则不得用为封国之名。

这又涉及姬鲁建邦定都的时间问题。商末奄都故址不一定在现今所知的曲阜鲁故城。

清人龚景瀚《澹静斋文钞》卷1有《鲁都考》一文，曾提出鲁本有两城，一为曲阜，一为奄都，可说微言有中：但他又说鲁公盖叠居两城，二者相距不过三四里，闾阎相接，后又联而为一。这显见是仍囿于曲阜城东旧奄里即奄国故都的说法，依然不得要领。

其说尤难讲通的是关于“炀公徙鲁”的问题。

《史记·鲁周公世家》载：“炀公筑茅阙门。”集解引《世本》云：“炀公徙鲁。”宋忠曰：“今鲁国。”

这一材料不知困惑过多少学者，至今无恰当的解释。如果仅从字面上理解，相信炀公徙鲁是指始建都于鲁城，那么岂不等于说伯禽及炀公之兄考公在位时尚未建都于此？如果对此作否定的回答，那么“炀公徙鲁”又从何谈起呢？

龚氏提出一说，认为“炀公徙鲁”是指炀公在“克渊克夷”之后，将鲁都由曲阜迁至奄人所居之城。

这种颠倒的理解无法让人接受，正如所谓炎帝“初都陈，又徙鲁”，“徙鲁”只能是指徙于鲁，以“鲁”为宾词，当作被徙的对象，显然不妥。

我们的理解是，伯禽受封之鲁是一事，定都又是一事。伯禽初随周公东征，军事方殷，并未正式受封，也谈不上定都问题。

《左传》定公四年孔疏云：“言封鲁于少昊之墟，则商奄非鲁也。”

这话就地点言之，猜对了。

事实上，史籍屡言成王“践奄”、“入奄”、“至自奄”，说的都是奄城，因此伯禽始就封必定亦在奄都，迁其君于薄姑而不据其城，断无是理。

大约直到炀公即位之前，鲁都实在故奄都，而其地不在今曲阜城；至炀公即位后，为避淮夷及立意兴鲁，乃将都城迁于商殷时旧鲁地，即现今所知的鲁故城遗址。

于时炀公加筑城垣，并筑茅阙门（今本《竹书纪年》载其事在炀公即位之年），是为正式经营曲阜鲁都之始。

茅阙门即正面城垣上的高台建筑，既为传统的建筑形式，又具有望风候斥的军事用途。

曲阜鲁故城的城垣，据现在发掘所知，最早的也只能约略推断始建于西周前期，大概不会延伸到炀公以前。炀公徙都时，当有部分奄国旧族随迁，此即曲阜旧县东奄里地名的来历。

奄都故城，商时可能不止一处，然规模不会太大；旧鲁城是否也曾为奄都，不得考知，然可能曾为盘庚迁殷以前的商都，其规模或较商末奄都为大，故炀公徙之。

炀公盖号不佳，且在位仅6年，似未得善终。但他是一位开拓性的君主，鲁国疆域的最初扩展恐怕多半要归功于他，名副其实的强大姬姓鲁邦也由他的迁都和筑城而奠基。

如《诗·閟宫》所示，“龙旗承祀，六辔耳耳，春秋匪懈，享祀不忒，…周公皇祖，亦其福女（汝）”，后来鲁人仍给以隆重的崇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