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在北京

本文转自：驻马店日报□相裕亭

我的叔叔在北京。

我很小的时候，家里面的人就那样说。我对身边的小朋友也是那样说的。

其实，我叔叔工作的地方离北京还有好几百里路呢。但是，我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是那样灌输给我的。所以，我一直认为我的叔叔在北京。

叔叔的工作很忙，平时很少回来。

但是，我爷爷去世以后，每逢年关，他总是要千里迢迢赶回来为我爷爷上年坟。

我们老家，上年坟并不是什么悲伤的事，也不存在那种生死离别的揪心之痛，完全是一种思念逝者的仪式。当年，若是家中遇到大吉大利的事，上年坟时还会在先人的坟前祷告一番，让祖先也知道这一年家中所发生的事件。如有儿女婚嫁，还会在坟头上压一块红纸，以示喜庆。

叔叔回来上年坟，或清明时回乡祭祖，对我们家，尤其是对父亲而言，无疑是一件高兴的事。我父亲就兄弟俩，平时家族中有个啥事，叔叔不在家时，全是我父亲来支撑着。

所以，每到上年坟时，父亲就盼着叔叔一家都能来。而叔叔每次都是一个人往返。好在叔叔回来时，大包小包地带着好多北方的土特产，如内蒙古的羊肉干、沧州的金丝小枣以及衡水老白干等。我和哥哥翻弄叔叔带来的那些食物与用物时很高兴，父亲却一脸默然，冷不丁会冒出一句责备我叔叔的话：“她娘儿几个怎么没来？”

父亲指的是我婶子和叔叔家的几个孩子。

叔叔说：“过年了，路上车太挤。”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北京坐车到我们苏北老家，要乘两天一夜的火车，途中还要在徐州、连云港转车，换车两三次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父亲可能也想到了那一层，沉默半天，仍旧说：“应该把文利带来。”

文利是叔叔家唯一的男孩。

叔叔说：“明年吧！”

可真到了第二年，叔叔还是一个人来了。

之前，叔叔可能写信告诉过父亲了。所以，叔叔归期将至的那几天，妈妈就提醒我父亲说，既然他叔叔不愿意带她娘儿几个来，说明他有难处，到时候你就不要再去追问了。

妈妈说这话的时候，随之轻叹一声，说：“唉！没准他叔叔的经济不是太宽裕，来来回回一大家子，光路费也要花不少钱呀！”

父亲沉默不语。

末了，见到叔叔真是一个人来了，父亲还是满脸不快地训导叔叔，说：“你这些年不在家，老家的好多风俗你都不知道了。”言外之意，是批评叔叔不懂得老家的乡规民俗。

在我们老家，上年坟时，儿孙们越多，越显得人丁兴旺，越喜庆，越好。

叔叔18岁当兵，初小文化水平，起先在北京至山西那一带开山洞，后期给部队首长做饭。当了几年炊事兵，临复员时，村里与他一起当兵的几个人都回来了，唯独把他安排到了油田当工人。叔叔很高兴，穿上石油工人的“道道服”之后，还专门拍了一张照片寄回老家。

那时候，叔叔跟婶子已经结了婚。婶子在老家务农。生产队看叔叔家没有劳动力，整天挤兑婶子，不是少分给她粮食，就是派她去做男人们干的苦力活。无奈之下，婶子哭哭啼啼地跟着叔叔去了油田。

叔叔回来领婶子去油田的那天早晨，在小巷口放了一挂长长的鞭炮，婶子把家中吃剩下的粮食背在肩上，叔叔拎着分家时爷爷给的几个小板凳，就那么默默地上路了。

当时，爷爷还在世，推着独轮车，把叔叔一家送到村东的公路边，叔叔一家上车后，爷爷两眼含着热泪回来了。也就在那年冬天，爷爷病逝了。叔叔得到消息后，从几千里外的油田赶回来，竟然没有赶上爷爷的一句话。

以后几年里，每到春节，叔叔不管所在的油田移动到哪里，都要赶回来给爷爷上年坟，而且每次回来都带来好多稀罕的用物与食物，进村时给大人们分烟卷、给孩子们撒糖块。

临到上坟时，叔叔还要额外备一份冥钱、冥纸，亲自燃在爷爷的坟前。其间，父亲领着我和哥哥到家族中其他坟上去烧纸，叔叔便一个人默默地站在爷爷的坟前，守着坟上的供菜与尚未燃尽的纸钱。

有一年，上坟回来，妈妈把我堵在小屋里，悄声问我：“你叔叔在坟上说了什么？”

我一愣，心想：我和哥哥跟着父亲到别的坟上烧纸去了，没听到叔

叔在坟上说什么。但是，我觉得妈妈那样问我，是个谜。

转过年，叔叔又回来上年坟时，父亲领着我和哥哥往别的坟上送纸钱时，我半道上折回来，静悄悄地走近爷爷的坟前，果然听到叔叔在悄声说话。他说：“爸，儿子在外面混得不好，这些年，让她娘儿几个跟着我受了不少委屈。”刚说了两句，叔叔掏出手绢，捂在脸上，哭了。

往家走时，我和哥哥跑在前头，父亲与叔叔落在后头，父亲与叔叔一路说了什么，我和哥哥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当晚酒桌上，父亲的话语突然变少，埋头陪着叔叔喝酒时，兄弟俩都喝出了泪。